第1部分(第3/4 页)

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号墓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奢华。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争霸，厚葬之风兴起，盗墓行为开始出现。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从而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因此，王国君主的陵墓规模都十分惊人。据考察，当时一座陵墓的面积相当于现在6个足球场，深达30米。从地下往上看，国王的陵墓就像一个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椁室，国王的尸体就放在里面。在椁室里，国王的尸体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尸体放在两侧，周围还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虽然春秋时厚葬之风盛行，但是在当时，还是有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礼记·檀弓上》记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对厚葬的言论。在同篇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无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子游就葬具请教孔子。孔子说，应当与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子游问，家庭状况各有贫富，有没有统一的礼的规范呢？孔子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不应厚葬过礼；经济条件不足的，只要衣衾可以遮掩尸体，殓后即下葬，又怎么会有人责备他失礼呢？所谓“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孔子反对当时社会上的厚葬习气，但是也从别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厚葬追求之狂热，以致对于薄葬往往“非之”的倾向。

《论语·先进》说，颜渊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请求用孔子的乘车制作葬具，却遭到孔子的拒绝。关于颜渊丧葬的规格，门人请示厚葬，也为孔子所反对，然而据说仍然得以厚葬：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对于自己最看重的学生，也反对厚葬。但是，最终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实行，事后也只能发表无可奈何的感叹。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隆丧厚葬（2）

到了秦朝，秦国苦心经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