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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举措，虽然表述的语言是中国的，做法也是囿于国情的，但核心价值与取向却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给予更富学理性的分析与概括。

最后，就其成熟性而言，显然“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远未成型，也尚未得到世界公认，它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只有对这些质疑和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解答，“中国模式”才能确立并得到发展。因此，准确地讲，“中国模式”仅仅是一种正在探索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世界对其寄予希望，中国对其寄予希望，它是一个有待探索、研究的课题。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上述对“中国模式”讨论边界的限定，为我们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超越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直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及其成就的种种反应，打破国内与国际的分割来思考“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提供了前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2）

其一，“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审时度势，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中国模式”中最富时代性的内容，离开了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瞩目，恰恰在于一个当今世界的非主导性国家，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全球化时代，能够以正确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其二，“中国模式”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坚持市场导向的全面改革，同时又注重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试图在两者的互动中找到平衡点。因此，总体上讲转型表现为相对有序，从而避免了剧烈的社会震荡。显然，作为一种经济转型模式，中国的经验与道路较之其他转型国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并未把经济转型理解为私有化，因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并非等同。与此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日益完善宏观调控，这就使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走上了一条渐进之路。

其三，“中国模式”是一种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依据历史的经验和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对发展道路、模式的理性定位，极为可贵。因为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实现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并且有着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承诺，所以寻求发展自然成为第一选择。但当今时代，无论环境、资源状况还是人们对发展的更全面要求，都不允许后发展国家走发达国家走过的片面发展经济的道路。面对这种两难选择，“中国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显而易见，这个答案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与指向。

其四，“中国模式”是一种以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为依归的社会发展模式。从抽象的人民、阶级扩展到具体、鲜活的个人，从整体的国家、民族扩展到个体的人，都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回归。这里，转变是指从片面的、冰冷的社会主义转向全面的、具有亲和力的社会主义；而回归则是指回归到经典*主义，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应当始终坚持的价值目标。正因为发生了这种转变与回归，中国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显示出活力与生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理念的确立使“中国模式”更加人性化，同时也凝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使中国与世界更为贴近。

其五，“中国模式”是一种开始关注社会功能、挖掘社会潜力、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意识到国家、政府等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空间的真实存在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意识到社会和谐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促进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因此，自觉倡导建立和谐社会。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指向，即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的转型。虽说这种指向还不甚明了，但它同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一起，成为“中国模式”的亮点。因为从单纯的国家视野扩展到非国家视野，充分重视、挖掘、发挥社会力量，包括国内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这种转变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