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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和你玩！去去去！”它便以一种“爱玩不玩”的神情对着我，哼哼两声，又跑远了。

除却这些可有可无的不愉快，不知不觉中，我比从前更多地微笑了，每天思考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如何应付李三、怎样编织理由不去上班，转而变成了明天该怎么教鹿男嗑瓜子、打牌、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可否认的是，我开始期待第二天的到来，下班后我不再四处乱逛，而是一头钻进电车，竖起耳朵听列车员报站。

与此同时，鹿男的生活也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扭转。之前，还在山林里的时候，同其他小鹿一样，他每天能做的事儿，无非是白天乖乖地呆在溪流边上休憩，晚上出来活动活动。可眼下，铺展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他很快发现，人们总有干不完的事儿、说不完的话。白天，他们会为了一些无趣的话和事情努力大笑，到了夜晚，却冷不防地为了点小事儿而失声痛哭。街边的橱窗里堆满了稀奇古怪的食物，随着季节交替人们会更换他们的“皮”。人与人之间总有发生不完的矛盾、也会建立起纷繁复杂的联系。陌生人的生死离别在报纸和电视屏幕里轮番上演，而家人的面容与声音却只能通过照片和电话传达…。当我怀着骄傲与家丑不可外扬的复杂心境，向他引见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广袤世界，并竭力使他享受其中的种种好处时，却无力回避流窜于各个角落的衣衫褴褛的乞丐、窨井盖上蛆虫般的烟头、运河上若有似无的尿骚味儿，和电车里无处不在的由推搡引发的争吵和咒骂。我无时无刻不与之擦肩而过，却在今天才感觉到扎眼。所幸的是，鹿男首先被它光鲜迷人的一面吸引住了，根本无暇顾及到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之前，晚上你都干些什么呢？”我苦思冥想了一会，回答说：“有很多，比方说，打游戏，看书，看球赛，去酒吧找朋友买醉。”他把“买醉”归为很“酷”的一类词，因而兴致勃勃地提出要求：“带我去买醉吧！”我拒绝了，并习惯性地纠正他：“应该说：带我去酒吧，而不是带我去买醉。”

他心有戚戚地望着我，眼神招人可怜，然而这个要求的的确确使我感到为难了。在白蛇传里，蛇喝了雄黄酒，便会兽性大发，像巨鞭一样在水里乱滚。依此类推，鹿男喝了酒，恐怕会变回鹿，更不堪设想的情况是，他会把吧台整个拱翻过去，这样，我就得去警察局喝茶了。接下去的一个礼拜，他老缠着我不放，一双眼睛终日里亮闪闪的，像两盏酒精灯。最终我退让了。要知道，在他抓起电玩遥控前，我并不晓得他是个游戏天才，同理，他也可以是个一等一的酗酒高手。

周五晚上，我带他去了城南的一家慢摇酒吧。那儿没有吵闹的电子乐，没有张牙舞爪的人群，气氛融洽，酒水价格也很公道。

出发前，我在电视机前支了张写得满满当当的白板，挥舞着马克笔，为他指点迷津：“进去以后，只能喝生啤、百利酒和果汁饮料，如果有人说你娘——就当是夸赞好了。要是感到头晕目眩、说话不利索，就千万别再喝了。最要紧的是，那里有很多漂亮姑娘，但无论无何，你都得跟着我。”

他则一如既往地将白板上的东西一字不落地抄在一张白纸上，又将白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然后放心地拍拍口袋，跟我出门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

☆、4。

在酒吧里，我们遇到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同仁们，他们包了个卡座，一边痛饮一边互吐苦水。A4纸最先看见我们，远远地叫了我一声：“这回怎么没带姑娘呀！”

我们走上去，加入他们。鹿男彬彬有礼地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随即难掩兴奋地大声说道；“我们来买醉！”我的脸立马就绿了。大伙愣了一下，都哄地笑了起来：“你这朋友还真有点儿意思。”

老邹掉头向吧台上叫了一沓龙舌兰，和三瓶啤酒。我把啤酒推到鹿男眼前，自己喝龙舌兰。几杯酒下肚，气氛也就活跃起来了。大家一改往日垂头丧气的衰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两天变幻莫测的天气，继而讲到街头女人们的穿着，当a4纸说他的女友花了两千块买了条围巾时，话题又转向了所增无几的薪资。后来，场面渐渐冷下来，大家闷头喝酒，搜肠刮肚地寻找新谈资。就在这时，一个女同事不急不缓地抛出了一张王牌——李三。大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了，唾沫横飞地抱怨起他令人闻风丧胆的尖刻作风。老邹入行最久，为了博人一笑，难免抖一些黑料出来——当年他如何为难小作者啦，把某个画师扫地出门啦，因为和编辑处不来，把杂志社闹得鸡飞狗跳…。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