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门中人称为“洪家大会”。

这类稗官野史，颇有志怪传奇、词鼓演义色彩。天地会的起源，实与南方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官府在远，拳头在近，械斗是家常便饭。不同籍贯、不同姓氏宗族之间、土客之间，一言不合，就要上演全武行，往往酿成命祸。于是，人们便纷纷结拜异姓兄弟，互济互助，一旦打起架来，拳头也多几双，嚷嚷起来声势也大些。群殴总好过单打独斗。

老实说，江湖上哪有那么多胸怀反清复明大志的会党？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谁做皇帝干百姓何事。哪个皇帝来了都一样要纳粮。会党初起时并无政治色彩，结拜异姓兄弟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不过是为了打架，为了争地盘，为了求生存。故凡有聚众械斗风气的地方，必有结党拜盟之事。啯噜会、青莲教、江湖会、仁义会一类组织，也就在这温床之中，应运而生。

※虹※桥※书※吧※。

第9节：大国的迷失（9）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华侨十之八九都入了会，势力极之雄大。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小团体。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除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1905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7月30日，孙文与来自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来自广东的冯自由、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所揭橥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会的成员，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文（广东籍）担任总理，绰号黄鬍子的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柽（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后来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学就读，书记部一职，孙文指定由广东人胡汉民接任。会中要职，几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孙文的亲信，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是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指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个人全是老广。

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BOOK。▲虹桥▲书吧▲

第10节：大国的迷失（10）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