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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说：“9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土路；而且路途艰险，仅从滇西下关到畹町总计547公里的距离中，便要越6座大山，穿悬崖峭壁8处，跨较大江河5条。同时，滇缅公路又是有名的‘烟瘴之区’。瘴气透过阳光、淫雨、雾气、热浪，弥漫着公路。”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奔波着、战斗着。罗老继续讲述：

“在滇缅路上行车，人人都必须闯四关：一是瘴疟关。此关最难幸免，尤其是被人称之为‘焖头摆子’的恶性疟疾，‘十人得了九人死’；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中天气常常突变，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导致山陡路滑，塌方险情，很容易发生事故，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下深谷，爬大山，不少地段里上有危悬欲坠的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深渊；四是躲避日军轰炸关。1941年10月后，日本飞机开始对这条路上的桥梁进行狂轰滥炸。”罗老继续回忆。

面对这四道“要命”的关口，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仅南侨机工先后就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平均每一公里的滇缅公路就有近两名南侨机工献出生命！

为了自身生存，他们背井离乡，从海南岛南下到南洋谋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他们又从南洋回国赶赴抗日战场，最后叶落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如今，这几位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早已过古稀之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时语塞，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滑落，在场的老机工，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后，再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语言的安慰和交流，而彼此心心相通，都知道我在为谁而落泪……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逝世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和父亲有相近的年龄、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的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起回忆着他们的往事，而且是我所不知晓的一些南洋机工的故事。老人时而激昂的情绪，时而对已故老战友追忆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作深入的了解，追寻父亲所走过的足迹。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0）

第一次见到这三位南侨机工，仿佛遇见了年迈的父亲，重新告诉我他的往事……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突然发现这几位老人与父亲晚年的生活习惯特别相像，保留着南洋人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见到客人第一句话总是：“喝咖啡吗？”让人未喝到咖啡就闻到了南洋咖啡的浓香味。

会后，我走访了父亲抗战时期走过的保山、芒市、遮放、腾冲、龙陵松山遗址、惠通桥和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抗日救国的生命之路，在崇山峻岭中环绕延伸着，时而与天相连，时而与谷相接。我耳闻目睹了当年抗战运输的艰难险阻。一路上我在想，这些南侨赤子能头顶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夜以继日地奔驰在悬崖峡谷中，驱使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信念，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的存亡高于一切！

2005年5月，我在南京与当时在缅甸作为华侨大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见面时，他详细地告诉我，在印度兰姆伽整训时，我父亲在美国汽车学校任助教和中国驻印军炮四团服役的抗战经过。告别时，他紧握着我的双手，心潮澎湃，激昂有力地说：

“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他为国家的存亡，为民族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放弃在南洋优裕的生活回国抗日。他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最后，王楚英老人给我已故先父题字：

“爱国侨胞、抗日将士陈邦兴千古”。我将王老的题词，请石匠刻在石头上，竖立在父亲的墓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的抗战历史，记住南侨机工。

接触到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情感常常驱使我牵挂那些健在的老机工。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动人故事，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些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洒热血的前辈。

在昆明参加抗战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告诉我，有一位广东顺德籍的南侨机工刘承光，现在新疆农垦退休在家，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工资待遇偏低，保姆费用都无法解决。知道此事后，我心急如焚，回到北京立即找到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汇报了这一情况，并递交了这位老人的申诉和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报告，希望中国侨联能帮助解决问题。林明江副主席很重视此事，并立即作出批示，转新疆侨联落实政策。2006年1月，云南省南侨机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