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蓄。于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回家乡海南岛结婚娶妻。在家住了十个月后，便再次别家重返新加坡。

那时，南洋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华侨教育相当普及，新加坡已开办工人华文夜校。父亲在工作之余，也和多数的海外华人一样到夜校学习，他在夜校不仅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还开启了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但两年后，英殖民统治者认为该夜校有政治倾向，而将它强行关闭。

由于父亲留守海南家乡的妻子在女儿5岁时病故，父亲把女儿接到了新加坡。独自带孩子的日子，他不得不离开时常在海上满世界跑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先后到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办的意商FLAT汽车公司、英商慕娘汽车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哥哥陈昭芹一直住在新加坡小坡大马路424号。兄弟俩与两个海南乡亲合股在此地开办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天和堂药店”，经营良好，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归　来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一曲悲壮的“告别南洋”，道出了多少南洋华侨的心声！

父亲的归来当然是与抗战有关。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很快，祖国半壁江山沦陷。

“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

“我们祖家还有人在，容不得敌人放肆！”

南洋侨胞对“祖家”的牵挂，真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越重洋。

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到当时国内唯一的国际运输线、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抢运抗日军需物资。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后感到所怀技能能够在国家急需的时刻派上用场，不容迟疑！

心路漫漫（2）

于是；二十多名海南同乡在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王文松的带领下，同时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陈嘉庚先生在其《南侨回忆录》的第九十二篇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收入颇丰的修机工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同伴中，就有我的父亲。

王文松侨居新加坡柔庶街48号，家有妻儿老小，有一非常幸福的家庭。他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英文也讲得很流畅，薪金待遇优厚。但是，他放弃了。

与此同时，王文松、黄有益等27人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属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发党章一枚并交纳党费，父亲是其中一员。

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给的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贴着一张像片。他，就是父亲。高高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洁白的圆领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南洋味。这是南侨机工回国前夕由政府发的华侨登记证。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之一是“年龄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又把他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交给其父亲照看。爷孙俩此后十几年不知我父亲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离别！

为能回国效力，父亲再次离别亲人。他默默地注视着其家嫂牵着孩子的手渐渐远去……

送别之时万人空巷，离别之时潸然泪下。

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海南机工陈宋儒（原名陈光兴）；抽空悄悄记下了离别时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发的时期到了。这次报名回国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编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钟运熙任总领队，王文松和我任副领队。团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报到，准备启程。

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着两泡眼泪送我上路。他们既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不离身边，又希望子弟去为国立功，杀敌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几天觉得心烦意乱，同时又眷念连绵。这也许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国父老心吧。①

对于每一名机工来说，离别，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第四批回国的机工郑亚来在时隔六十年之后，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难忘的一刻”：

回国的手续办好了。临行，母亲给我送来一张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说：中国冷。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出生证悄悄交给我（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