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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陈逸被作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被遣送到农村劳教十八年后，得以平反的第五年，他等来了生命中的春天。

陈逸，字钟法。1914年10月生于海南琼海县。八岁起在家读书六年，六年间所学文化在当地可称得上一秀才。之后，考入中学，初中毕业于海南嘉积第十三中学。十五岁时他离开海南来到马来亚。由于陈逸文化基础好，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很快入门。十八岁时，他学习汽车驾驶，不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汽车驾驶技能，然后在新加坡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开车。有文化、有技能的陈逸，在马来亚的生活过得非常潇洒、舒适。

1938年，时年24岁的陈逸和所有生活在南洋的华侨一样，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1939年初，他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三批回国。回国后，他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十二大队任司机，并任分队长。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所在大队的机工被遣散，陈逸只好到下关以帮朋友驾车为生；之后，还曾到缅甸帮人驾车以维持生活。机工复员起程时，他没有及时得知消息而未能再回南洋。1949年底，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为军区副司令员庄田驾车。当时的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为陈赓将军。陈逸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驾车两年后，因他熟知缅语、马来语，被调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二处任情报员。

母亲曾回忆说，五十年代初，陈逸时常来我们家。问及他具体工作，他只是微笑。

在省军区情报处工作时，他被派往缅甸收集情报。到达畹町后，他住进“粤渝饭店”。该饭店的主人是一海南人，其妹夫是重庆人。当时在畹町的南侨机工还有王亚文、陈家佩、林猷汉、李极荣、符云山等。几个同乡通过消息及时告知陈逸不能过去，说缅甸有国民党的部队，怀疑他是共产党，过去就有危险。陈逸听从了同乡的忠告，转回了昆明。

1954年，陈逸从部队复员回到海南。

带着军队复转军人的介绍信，陈逸回海南后被分配到海南岛自治州党委做驾驶工作；期间，结婚娶妻。196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陈逸在“四清”运动中被遣返回原乡务农。

在我找到陈逸家人之前；未曾有人过问陈逸南侨机工身份一事，我是多年来过问其南侨机工家属的第一人；悲哉！就连陈逸的档案，其单位也已经找不到了。

陈逸家人面对千里迢迢来寻问其父的我，很是激动，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跟随陈逸一起回原籍生活十多年的次子陈立志，在沉默一阵后向我慢慢道来：“小时候同父亲在农村，吃饭是没问题，但菜是没有的，一个月能吃上一块肉那是相当不错了。长年都是酱油、豆腐块，有时摘几个椰子扒开，把椰肉挖出，用盐或红糖拌在一起就是菜，但更多的时候是酱油之类。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斥责。特别是小孩打架之类的小事，常被他人欺负。‘坏分子’、‘特务、反革命’，屡被唾骂。父亲常对我说，人家看不起咱们，不要与他们计较，就当没发生过。在村里、村外，有良心的村民都说他是个大老实人，是个书呆子。说来也怪，父亲从1962年到1980年的18年在家乡接受思想改造期间，从未有什么大病，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也很少，若当时有什么大病，必死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从南洋归来的华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是事实。幸好有了邓小平同志，做出英明决策给予平反，才了结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冤假错案。今天，政府重新重视华侨的历史功绩，肯定华侨在抗日时期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我们这些华侨机工的后代也会感到无比荣耀。父亲临终前曾经对我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回云南，到滇缅路上寻找、拜祭战友（阵亡机工），给他们烧些纸钱，或烧些香。他们像‘海外孤儿’，没有人记得他们，更没有人给他们烧香拜祭，让阵亡的机工也记得有父亲这个战友。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个愿望只能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完成了……回想起父亲在农村的那些日子，有时讲起他的过去，他就非常起劲，久久难以收拢他那高兴的笑脸，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模样，仿佛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从他老人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父亲的确有一种莫大的欣慰，也许是他对自己的那一段经历感到骄傲吧，或是他对所做的事情感到问心无愧，我至今不得其解……”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6）

南侨机工；中国抗日史上一个悲壮的群体，被尘封、被遗忘、被歪曲，他们沉寂，默默不语；那一段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