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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