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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变多少他们在农村时的风俗观念：男人在这个家族里永远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容辩驳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不做任何家务，有权利在女人们忙碌的时候坐在客厅里抽烟喝茶打扑克，有权利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起使用那张比较体面的餐桌而把女人们全都赶到另一张寒酸的小桌子上吃饭。他们的这种种特权让他们在把自己吃剩的饭菜端给女人们吃的时候没有感到半点的不妥和失礼，哪怕那张餐桌前还坐着他们今天应该招待的客人，男主人的未婚妻。

“来，小曼，吃点鸡肉。”李伟的母亲从刚刚端过来的那个盘子里夹了一块鸡肉给我说。

“不用。”我忙把手里的碗移开。

“别客气，多吃点，你看你那么瘦。”李伟的某位婶娘不容分说地夺过我的碗说。

“真不用…”我连忙去挡，不料话音未落她就已经用自己的筷子往我的碗里夹了几块鸡肉。

“我吃饱了。”我放下筷子说。

女人们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种十分尴尬的神情。李伟的母亲带着一种商量的口吻让我再吃一点，我只找了个身体不舒服之类的借口就起身离席了。

我闷闷地走上阳台吹了一会儿风，李伟突然推门走了出来。他问了几句我哪里不舒服之后，便婉转地提醒我应该注意一下礼节，长辈给我夹菜我不吃的话，会让她们感到很难堪。

我一下子就火大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吃别人剩下来的东西啊！把女人统统都赶到另一张桌子上吃饭就是你们家的礼节吗？你每天带着不同的人喊人权、动物权，那你怎么不先关注一下你们家女人的权利啊？”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借题发挥啊？”他脸上也露出了几分恼色。

“我怎么借题发挥了？”

“算了，我不想跟你吵。”他压低声音辩解了一句就回去客厅了，兴许是怕里面的人察觉到我们在争吵吧。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吵架，也是唯一一次。因那之后仅仅一周，我便彻底地从这个荒唐的梦里醒了过来。

那天是12月13号，李伟的嫂子约了我一起逛街，那时她的孕相已经十分明显，行动多少有些不便。我小心地搀扶着她走上那班拥挤的地铁，一个女孩儿见状连忙站起来给她让座，她说了声谢谢就坐下了。不一会儿她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出来，我便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一路上，她一直反反复复地翻着手里那本打折促销的活页传单，旁若无人地询问我关于洗发水和沐浴露的意见。车厢里异样的目光让我觉得有些不大自在。

我们去的是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因为接近年关，许多商品都在打折。李伟的嫂子兴致勃勃地挺着肚子上上下下地跑了好几圈，我只好推着手推车一路跟在她后面。我们就这样一直逛到了中午才准备折返，她回头看了眼那满满一车的廉价商品，一脸的成就感。

快要结账时，她突然又说要买胸衣，我那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便对她说，我推着车子不大方便过去，不然我就在这里等你吧。她说好。

她不一会儿就拿着胸衣回来了，满脸得意地跟我说：这件胸衣只要20块钱。

我低头瞥了眼她手里的那件肉色胸衣，忽然觉得她脸上那满足的笑容有些刺眼。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偶尔给自己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呢。她说，我和李伟他哥都是普通的工薪族，又要供房又要养孩子，哪里有那么多闲钱呢，等你结婚之后就能体会我们的心情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告诫我不要把钱都花在鞋子和手提包上的。我那时只觉得她的话实在讨厌，却并未对此做多么深刻的思索，婚姻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一件意味不明的事情。直到那些从读码器上扫过的廉价商品被一件件扔进那个褪了色的环保袋里，那个词汇背后所有模糊不清的隐喻才在我面前一点点变得清晰了起来。我的胸口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闷闷地堵住了，胃里涌起一股晕船一般的恶心感。这种生理性的不适在我看到眼前那个触目惊心的场景时陡然间被放大了好几番——

那个收银员无法解开那件肉色胸衣的防盗扣。她一遍一遍地在消磁器上重复着那个动作，可是却依然无法解开。于是她便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将胸衣扔给了对面收银员，让他试一下能不能解开。他于是便又重复起了刚才那个动作。

我愣愣地盯着他手里那件20块钱的胸衣，心底忽然涌起一股莫大的恐惧感。我被吓到了。

我此前没有被李伟的身材吓到，我没有被他绑架一般的求婚吓到，我甚至没有被他那扭曲的家庭结构吓到，可是现在，我却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