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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者，武后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价值取向。

以诗赋取士的标准确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但永隆二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已经含有“赋”体。《全唐文》载有颜元孙参加垂拱元年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称开元之后始试诗赋的说法并不准确。在武后的大力倡导下，进士科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举跻身仕途的广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唐气象于斯孕育。武周时代，正是文艺初兴的时代，“贵于清绮”的南朝文风和“重乎气质”北朝风骨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飘逸恢宏大气为特点的唐文学之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武周统治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姿勃发才气纵横的杰出文人，如世称“崔李苏杜”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扫南朝余风、开创古文运动的陈子昂，以及完成律诗定型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即将到来如钱塘大潮般洪波迭涌空江百里的盛唐诗歌做足了准备。与陈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若虚，则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完成了“宫体诗的自我救赎”（闻一多语），标志着唐代诗歌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优美的诗句，描绘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武周帝国，如明月在天，清辉遍地，如闲花照水，芬芳欣悦。而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个女人，在她的精心布置之下，一幅盛大华美的图卷正徐徐展开。

（本节未完待续）

注：

＇7＇　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此处不叙。

＇8＇　《旧唐书*魏元忠传》

＇9＇　杜佑《通典》

“唐代进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学士为内宰相，皆启于则天。”陈寅恪先生如是说。＇10＇　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11＇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有条件藏书丰厚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望终南余雪”……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波自在、无拘无束！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