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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冯国璋的“和平混一”方针,认为西南实力派所争者为个人的权力地位,只要地位摆得平,所谓法律问题他们是不会坚持到底的。因此,他授意他所选派的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在与南方进行和谈的时候,避开法律问题,先解决事实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就是关于西南实力派的地盘、地位分配问题。
西南军政府实际上是桂系军阀所控制的傀儡机构。孙中山已经被迫离开广州,留在军政府的国民党人物伍廷芳、王正廷及被派充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都是著名亲美派。当五国银行提出联合劝告的时候,他们不但欣然接受,甚至还想取得国际势力的保证,使上海和会能够顺利进行。根据这些情况,所以尽管西南在口头上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而在对外关系上,在“和平混一”的方针上,是与徐一致的。
1918年10月,冯国璋、段祺瑞二人都未被选为总统,因此同时去职。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分裂。皖系军阀段祺瑞虽然去职,但参战军在皖系控制下。参战军在欧战结束后,因为失去参战借口,始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然而不管名称如何,它仍然由日本负责训练和装备。冯国璋去职后,不久死去,直系军阀的首领落在曹锟的手里,而曹锟的手下将领吴佩孚获得了直系军阀集团的实权。他们对皖系把持北京政府的政权和军权,感到不满。1920年4月9日,曹锟发起联络八省联盟,进行反对皖系军阀的活动。于是皖系决意发动对直系战争。7月10日,皖系军队首先对直系的总攻击;1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同时奉军也陆续入关。14日至18日,双方在北京附近一带激战;结果,皖军大败。23日,直、奉军进驻北京,办理善后。直皖战争至此即告结束。
从直、皖战争结束后到9月初,北京政府在直、奉军阀支配下,接连发布了不少命令:撤消对曹锟的处分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废除边防军,通缉皖系重要人物,解散安福系具乐部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军阀又展开了彼此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两系之间常因分赃不均而产生裂痕,例如:在直、皖战争中,奉军参加人数少。但却大批抡夺辎重财物,遭到直系军阀的不满,又如直奉两系军阀都想把自己的势力,伸张到长江流域去,但江苏督军却被直系军阀齐燮元获得,而吴佩孚又乘武昌兵变、王占元离开湖北的机会,取得两湖巡阅使的职位,这又遭到奉系不满,于是奉系军阀便联合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浙江军阀卢永祥,结成奉张浙卢的军事合作,为日后江浙战争预伏了祸根。同时,直系的实力派吴佩孚直皖战后,又积极“实行其武力统一”的政策,连续获得对陕西、湖北、四川各地军事上的胜利,取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器重,也招致日本帝国主义非加紧扶助奉系以对抗直系势力不可的结果。
1922年4月初,直、奉军阀都开始军事方面的活动;奉系军队陆续入关,直系吴军也将京汉路南段车辆扣留,准备运军队北上。4月29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各处,声明军队入关,以武力统一后盾;同日吴佩孚通电,反对奉军入关。22日曹锟也发通电,反对奉系军阀的武力统一。25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莦耀南、田中玉等直系军阀,复通电宣布奉系军阀祸国殃民十大罪状,而奉系军阀也电列吴佩孚罪状。双方形势,日益紧张。
从4月下旬起到5月初,直奉双方即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先后发生战争。奉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张作相、阚朝玺、张景惠分别负责东、中、西三路;直系则由吴佩孚任总司令,由冯玉祥、王承斌、张国镕分三路应敌,奉军大败。5月5日,徐世昌在直系军阀支配下,明令奉军出关,并法办梁士诒等。10日,又明令免去张作霖的职务。奉系军阀出关后,即以东三省议会,拥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自治。
四、皖系战败 被迫下台
四、皖系战败 被迫下台
直系军阀在取得北京政府政权后,进行了一些沽名钓誉的活动:恢复了民国初期的国会,把由安福系国会产生的大总统徐世昌赶走,而由黎元洪取代;搜罗了一批亦学亦仕的人物(如北大教授王宠惠)出面组阁,组织所谓“好人政府”;又派人到上海去联络从广州被逼出来的孙中山,以利用孙中山在人民中间的声望。这些都是它们有意制造的一件悦人耳目的外衣,来掩盖他们的罪恶。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回到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法统问题。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全国,然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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