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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人宣布终止罢课。虽说学校请来机动队冲破防栅,但原则上罢课仍在持续当中。而且在罢课决议时他们还曾经大放厥词,把反对(或是表示怀疑)罢课的学生骂得狗血淋头,或是群起围剿。为此我去找过他们,问他们何以不继续罢课,反倒上起课来了,他们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当然答不出来,因为他们其实是害怕缺课太多的话会被当掉。这班人居然也来高呼大学解体,简直太滑稽了。这班下流的家伙本就是依风向来决定音量大小的。
我在心中对木漉说,喂!这世界真是太可怕了。这班人拿了大学学位之后,便到社会上去拼命地制造更下流的社会。
我决定这一段日子上课点名时不出声答应。我当然知道这么做没有什么意义,但若是不这么做,我心里就不痛快。不过也因此,我在班上的立场更形孤立。当点了名我却默不作声时,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有意捣蛋的气氛。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不向任同人开口。
九月的第二个礼拜,我终于理出了一个结论我觉得大学教育毫无意义可言。我决定把它当作一个忍耐寂寥的训练时期,因为即使我现在放弃学业,到社会上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每天到学校去上课,作笔记,空下来的时间就在图书馆里读书或是查资料,如此而已。
九月的第二个礼拜。“突击队”仍旧没有回来。这不只是罕事一桩,真可说是惊天动地的了。因为他的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而且“突击队”可从来不曾翘过课。
他的桌子和收音机上已悄悄地积了一层灰尘。而架子上,塑胶杯、牙刷、茶罐、杀虫剂等等则仍安然地并排着。
“突击队”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清扫房间。这一年半以来,清扫房间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只要“突击队”不在,我便只得负责维持整洁。我每天扫地,每三天擦一次窗子,每个礼拜晒一次棉被。然后就等着“突击队”回来夸我:“渡……边,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干净呀?”。
然而他仍旧没有回来。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去,他的行李居然统统不见了。房门上的名牌也被拿掉了,只剩下我的。我于是到舍监那儿去问他究竟是怎么了。
“他退宿了。”舍监说。“你就暂时一个人住吧!”
我问舍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却什么也不肯说。他正是那种俗物,那种什么也不肯说,只认定能独力统管事物是天下至乐的俗物。
房间的墙壁上依旧贴着冰山的照片,但不久之后我便将它撕下,换上吉姆。摩里逊和麦尔斯。狄维丝的照片。房间是愈来愈有我的风格了。后来我又用我打工赚的钱买了一座音响。一到夜里,就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偶而会想起“突击队”,不过独居的日子也着实不坏。
星期一十点到十一点半有一堂“戏剧史第二部”,讲的是关于由里皮底斯(译注:古希腊悲剧诗人)。下课以后,我总是走到离学校十分钟脚程的一家小小的餐厅去吃肉卷和沙拉。那家小小餐厅和嘈杂的大马路有一段距离,价格也高于一般的学生餐厅,但气氛优静,香菇肉卷也相当可口。店主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另外还有一个打工的女孩。当我独自坐在窗边的座位进餐时,有四个学生走了进来。两男两女,穿着都十分干净、素。他们在靠近入口处坐下,望着菜单,商量了好一阵子,最后才由一个人汇整,转告那个打工的女孩。
这时候,我发现有个女孩常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看。这女孩剪得一头极短的短发,戴着一副墨色的太阳眼镜,穿着一套白色的迷你棉质洋装。我因为不记得自己曾见过她,便自顾自地吃着,但随即她却站起身走向我。然后便一手支在桌子上,喊我的名字。
“你姓渡边吧?”
我抬起头,再一次端详她的脸,但不管怎么看,就是不觉得眼熟。她看上去相当显眼,倘若见过,按理说是会认得才对。再说学校里喊得出我名字的人也并不多。
“我能不能坐一下,还是待会儿有人会来?”
我虽有些不解,但仍然摇头示意。“没有人来。请坐吧!”
于是她便大剌剌地拉出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从太阳眼镜后面直盯着我,然后又将视线转向我的盘子。
“看起来很好吃嘛!”
“好吃呀!这是香菇肉卷和豌豆沙拉。”
“嗯!”她说。“下次我也要点这个。今天已经点了别的了。”
“你点了什么?”
“通心粉。”
“通心粉也不错。”我说。“对了,我是不是曾在哪儿见过你呀?我倒是怎么也想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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