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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

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到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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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

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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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

，不过“秀才”

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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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１８４０——１９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