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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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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

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１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

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其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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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

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

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

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８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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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６月１３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

只有几个人在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