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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莱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莱姆的床沿上，脸色灰白，把希姆莱背叛一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了”他说，“为了使他能进来，我们应动员所有的飞机掩护他。”

他令莱契用飞机将格莱姆运至莱希林机场，在那里组织机群。只有在空军掩护下温克才能打进来。“要你离开地下避弹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次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之所为。”

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动，声音也在颤动。”

一个卖国贼是不能继我之位当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让他这样做。”

格莱姆忍痛穿起衣服。莱契流着眼泪，要求准许他留下。希特勒拒绝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尔太太交给莱契两封写给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个钻石戒指，要她戴上，作为纪念。爱娃也交给她一封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太太的信。后来，莱契禁不住偷读了它：她觉得，这封信“如此庸俗，如此做作，如此充满拙劣的少女的情趣”所以她便将它撕了。

格莱姆和莱契坐上装甲车，前往勃兰登堡门，那里藏着一架“阿拉多”９６型的教练机。一路上，许多大楼火光冲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轻武器的密集响声也不绝于耳。她将这架小飞机开至由东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飞。当飞到屋顶那样高时，俄国的探照灯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时间，高射机枪咯各作响，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开足马力，摆脱了这个大漩涡——下边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飞去。

（８）“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卢瑟福在密尔顿的《失乐园》中之语）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作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容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译注）两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

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

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作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或为犹太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

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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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

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自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

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

并指定他之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１２年中我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