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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三个地方相近，都在晋南，而不在晋中。此晋阳记在魏国史中，说明晋阳在魏国，是赵献侯迁*以后，晋阳留给了魏。此时秦国还没有能力越过魏而向北面汾水上游的赵国发起进攻。

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大陵在并州文水北，此时赵国都在邯郸一带，如果晋阳在晋中，此前的赵肃侯游梗阳（太原域内），和赵武灵王来到自己的故邑城，为什么不去？这说明赵的故邑晋阳城不在晋中。特别是公元前316年（赵武灵王）十年，秦已“取我中都及西阳。”晋国中都既今平遥县一带，西阳乃今中阳县一带，可见，秦国此时已取下汾阳一带东西两边，虎视榆次一带。六年后赵武灵王来游，怎么不以他的邑地晋阳为据点呢？可见，晋阳不在这里！公元前288年，秦国取中都、西阳27年后，（赵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阳。”梗阳城在今太原晋阳城南一带，也没有提晋阳。

公元前248年，秦国大兵压境，（秦庄襄王）三年，攻赵榆次、新城（今朔州南）、狼孟（今阳曲），取37城，太原南北均已攻克，亦未提晋阳城。这说明在这里当时是没有晋阳城的。然而，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却说：“赵孝成王23年（公元前246年），秦王正初立，‘秦拔我晋阳’”。这一句出来的十分突然，好像这个晋阳很难攻克，似乎是赵国盘踞的据点。假如这样的话，秦拔晋阳应当在《秦本纪》和《赵世家》中留下重笔，怎能这么一笔而过，而在《秦本纪》也没有记载，秦的其他史料中也不见。惟司马迁的《赵世家》中有一句。

可见，司马迁在当时秦始皇焚书以后，由于资料的匮乏，否定了晋南有晋阳，断定太原郡有一个晋阳，他在《史记·赵世家》还把“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中的晋阳改作“阳晋”，而在《六国年表》的同一事件依然用“晋阳”。所以，他在《赵世家》中，把智伯在晋南引晋水灌晋阳的故事写在了今晋中，又发现晋中的那个晋水无法在这场战争中起到那么大的效果，就改变了原来的历史面貌，将引“晋水”改作引“汾水”。这样以来，他必须对他生造的这个晋阳在后文有所交代，于是，添加了这句“秦拔我晋阳”。在司马迁所说“秦拔我晋阳”的前一年（公元前247年），已经置太原郡。但这个“秦拔我晋阳”在秦国史料中从没有记载过，依据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自公元前403年赵、韩、魏正式封为周的侯国以后，到秦灭赵的公元前247年，赵国的历史156年间，也没有半字记载他有一个晋阳城。那么说赵国在晋中有个都城晋阳，岂不是子虚乌有吗？

诸多史料说明秦所拔“晋阳”，只有魏国“晋阳”可信，魏国晋阳一直存在到了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19年，此时晋阳城已近200年历史。所谓赵简子（赵鞅）“归我恚�课灏偌遥�峤�弥��簟薄⒄韵遄樱ㄕ晕阈簦�澳吮急＝�簟薄⒅恰⒑�⑽骸叭��ソ�簟保�栽诤佣�淮��

（三）

到了唐代，随着一些史料的陆续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正视一些问题。于是人们对汉代学者关于晋阳城的认识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晋太康二年　（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在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有人认为是魏安釐王。《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

于是，唐初魏王李泰主编的大型地理志书《括地志》提出了对晋阳新的看法：“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封陵亦在蒲州。”这符合《竹书纪年》所说：“晋阳、封谷”的记载，也与许多史料中“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的记载相合。从地域上看，蒲坂、晋阳、封陵三地是方圆六十里之内三座古城。

刘起釪（1917年…）在《续古史辩》指出：“魏国《纪年》原材料确如此；其地在蒲州附近无疑。

这里所说的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在今永济市城区（今名赵尹村）一带；其北是伍姓湖，《水经注》说：“涑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今作伍姓湖），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对盐道山（今作五老峰），其西则石壁千寻，东则磻溪万仞，方岭云回，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西陂即张泽（今赵杏滩）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亦时有盈耗也。”可见伍姓湖古称晋兴泽；涑水（晋水）穿晋兴泽而过。晋阳城在其阳，得名晋阳。

今天晋兴泽改作伍姓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