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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现场环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

“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们最多是过去读书人的孑遗而已，但是一旦面对现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达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留给我们一座巍峨的文化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当我们回味着中华古老文明的悠久记忆时，仍旧会对这位大学者的死良久沉思，想着想着，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4）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认识，互相之间有比较深的交往。王国维对罗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论文。包括罗振玉在内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解释字的含义与内容，而王国维则把甲骨文当做历史研究的资料。他在论文里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所写的商代的谱系基本正确，是信史。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王国维给予了纠正。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开创者，他创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对于他之前历史的奠基性的叙述。这个奠基性的叙述在1917年被一个现代学者所鉴定，这个鉴定是司马迁自己当年都很想获得的。

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