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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