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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在：“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去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更谦逊、更恭敬，去刺破过度的自我膨胀。”在约翰·格雷的知识分子谱系中，最值得警惕的是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missionary　intellectuals）：“他们就像基督教布道者一样。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布道者、自由市场布道者，他们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他们带来的无尽伤害远远大于帮助。要知道，解决之道是不可能普天下相同的。知识分子无法完成、却总是试图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预见未来。” 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格雷对于他们日渐失去对公众的表达能力而惋惜。他们变成了一个专家化的小群体，而缺乏与更广泛的听众交换意见的习惯。“知识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detect）尚处雏形的历史趋势”。但至于具体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须有待历史参与者们针对不同形势而进行制定。 100年后，我们会将眼前这位54岁的男人称作是21世纪初的叔本华吗？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这个问题不断地打乱我的思维。伟大的哲学家与江湖骗子常常容易混淆，而富有天才的易变与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间的界线也并不那么明显……但我更愿意相信，漏洞百出的格雷先生是一位符合福格森所说的“创造性冲动”的人物。我一直在想像从那个1968年革命年代的长发青年，到今天的知名知识分子间，有着怎样一条弯曲而兴致盎然的探索道路。我也愿意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立场的频繁转变，显示出他思维的开放性，尽管你也可以因此攻击他的浅薄。 采访结束后，格雷教授匆匆地赶往教室。他是一位比叔本华受欢迎得多的教授，也比后者在更年轻的时候获得了声誉。在谈到我们危机四伏的时代时，他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整体来看，他非常喜欢现在。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过去，也不愿意生活在妙不可言的、无法想像的不远的将来，而是致力于去解决我们现在试图去预见的下一步将要发生的问题。 我们总是容易被惯性的思维所麻痹，就如格雷所说，它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我得承认，我喜欢格雷眼神中的疏离感与他思维的轻盈。当我们每个人沉浸在眼前的战争、恶化的世界经济或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时，格雷带领我们提醒了我们生命本来的悲剧意义，甚至没有意义。他在最后离开时所说的话，足以让我们在无知的乐观中冷静下来，或在前途暗淡时不至于过分沮丧。“总之，历史没有终结，没有改变，一切仍在继续，未来仍将和过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尽管这种说法按照他最近的思维方式看来其实毫无意义。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nbsp&nbsp&nbsp&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