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2/4 页)

周舍当时是萧衍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史称他“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既受重用且20多间常随皇帝左右，自然亲爱非凡。可是因为周舍督下不严，萧衍追究其责任，只得忍痛将他免官，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笔，更有资格载入史册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为。明代崇祯皇帝也很勤政、执法也够严厉，但这不过小节而已，你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较之　下，一个英明的帝王还当有“万世之谋”，也即是为国家谋划一种合理的长远之道，一项坚持几百年而不须动摇的基本国策（可惜的是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这方面真正的典范）……

2、萧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此起彼伏的变态时期，而且诸多胡人也跟着来添乱。精明博学的萧衍自然不想步宋、齐这些短命王朝的后尘，他或许更想一劳永逸将萧梁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内，正人须先正己，一切还当从根本抓起。为了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萧衍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礼崩乐坏”是一个王朝衰败的象征，所以萧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兴礼乐之制，提倡忠君节义的儒道治国思想；到天监四年（505）时，梁朝“礼乐制度粲然有序”，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道，从而也对梁朝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尤其在此方面萧衍喜欢躬亲其事，也体现出了他“雅好礼”、“意先风雅”的风范气度。

另外，尊儒贵学、倡俭慎刑也是萧衍的两大政治、文化举措。自东晋以来儒学式微，“三德六艺，其废久矣”，直到此时才得以改观；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萧衍自然也带了个好头，唐代名臣魏征为此赞誉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自曹魏以来，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虽然高门大姓之家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新政权也仍然不能不讨好他们；而在另一方面，萧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声称要“以行取士”、“惟才是务”。如此妥协后的“相得益彰”，自然于改进国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大举北伐，收复失地。梁朝也出了像韦睿、曹景宗、陈庆之这样的名将，自然在同北魏的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的，这一切有多半应该归功于萧衍的谋划得宜、用人得当。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陈庆之“七千白袍军”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后的事情，史书中说陈庆之率领着仅仅数千之众就一举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锋直抵其京城洛阳，“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只是由于其他部队支援不力才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而也值得一说的是，梁朝在天监初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其声势就相当浩大，萧衍在《北伐诏》中称“百万之师”，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也不下于60万之众，被认为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足见梁军气势非凡。而能拉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显示出了萧衍惊人的组织、领导才干。

而且就军事才能而言，萧衍也应该并不在刘裕、萧道成、陈霸先等其他南朝开国君主之下，不过由于他夺天下太过成功，因此其军事经验可能略为不足吧。

3、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从很多方面来看，萧衍都有类于他后来的唐玄宗，两个人的才具差不多、享国也差不多、结局也有些相似，且李隆基的皇位也是其个人奋斗的结果；这二人也都开创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盛世局面，尤其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正是在萧衍治下，南梁文化大盛，所以才出现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不朽之作，后人对此深表赞叹。其中南宋著名学者叶适在评价梁武帝时期文化之发展时就认为它是空前绝后的，他指出：汉武帝以来儒学、文化的发展，“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礼典之成书，盖千年所仅有，而后世无称者”。

也正是因为南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大，所以其当时的对外交流空前繁荣，与梁朝交往的国家数量与次数也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向梁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