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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居安思危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也正是在他在位期间，魏国继续在北方开拓疆域，相继征服鲜卑、高句丽等部落，使得魏朝的疆域远达蒙古高原，这算是曹丕军事上的重要建树吧。

在政治上，曹丕也有一些大的作为。一方面他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了中书省，其官员也改由士人充任，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如此机要之权也渐移于中书省。这样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也严格限制宦官、外戚、宗室的政治权力，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尤其，从他开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九品中正制”得以推行，用*从地方收归了中央，这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也导致魏国（及至以后数个世纪）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所垄断。

不过实在地说，政治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很难两全的，往往都是以偏补弊、矫枉过正之举。尤其体现在他大力消弱宗室实力的措施上，而他的这种政策，后来又为明帝曹睿所继承——这也是导致曹魏速亡的主因之一。以后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吸取了这一教训，他大封宗室诸侯王（又有点过头了），虽然很快导致了“八王之王”，但晋祚却也得以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　。。

3、对他身后的一些评价

3、对他身后的一些评价

曹丕在个人的生活上也颇值得称道，他严于自律。就在他即位后即诏令群臣尽规劝之责，将帅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他则广而询之，以使政治开明。黄初二年（221）六月，日食出现，有关方面认为是太尉失职而迁怒于天，奏免太尉。而曹丕却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在谴责元首，不能把过失归咎于官员，所以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且他保持了曹操尚俭的作风，在《终制》中明确表示衣衾足以朽肉，棺椁足以朽骨，死后不用金银珠宝玉器陪葬，只用泥瓦陶器。这就一扫由来已久的厚葬习俗，是很不简单的一大创举。

而且，曹丕还规定：墓地应选在不占农田之处，使改朝换代之后不为人所知（曹操就经常盗掘人家的墓，很是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且寿陵以山为体，不封树，不立寝庙，不造园邑神道。并下令说，若有人违反，变改造施，他将之戮尸地下。还将诏令秘藏宗庙，以为永鉴。因此，在他死后，“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黄初七年六月，还没做了六年皇帝的曹丕就病死了，葬首阳陵。无庸讳言，曹丕可谓英年早逝，尤其他的死乃是曹魏的重大损失，因为他的才能较其后来者实在是强多了。毕竟他是从革命、困难时期走过来的，是经过了血和火的考验的。像以仁德引起老爹好感的曹睿，他在位前期虽然比较振作，可是后期却大造宫室、贪图享乐，就越发让人失望了。

《三国志》中对他的总体评价是首先承认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但又批评他不够大度和缺乏“公平之诚”。《周易》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很显然，曹氏父子的德行都不够，所以也就被人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天命”。

最后，再具体到文学上，以南朝钟嵘《诗品》针对五言诗的创作批评而言，钟氏是把曹植列于了首品，并对其推崇备至；曹丕则被列于二品，不重文采的曹操更是屈居末流的三品。明王世贞则就此说：“吾览钟记室《诗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为曹丕、曹操鸣不平。而钟氏这种评价固然是受到了其时代的影响，可是它仍旧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自然于今而言，由于每个人的喜好、侧重不同，也可以见仁见智。

钟嵘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首先称誉曹氏父子道：“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尤其他在论及曹氏兄弟时有这样一段让人深思的文字：“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淡抑已，谓走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　，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竟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所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amp；#8226；才略》）也就是说，世人往往多出于对曹植的同情而抬高他的身价，反之则以“位尊”低估了曹丕。

不过曹丕自登上皇位之后，一面是得意，一面又是脾气越发古怪、暴躁，文学水平也就开始明显下降；相反，因哥哥上台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