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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十个擅长辞赋、书画的人，并让他们聚集在洛阳的那道鸿都门内。有的时候，这群人就会和皇帝在一起，或者讨论吟赋作辞的问题，或者他们会绘声绘色地向皇帝述说一些民间的奇闻逸事，把皇帝逗引得非常开心。自然，这群人马上就得到了皇帝的莫大宠信，其中很多人还先后被委以重要官职。

刘宏的这些举动，在两汉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很快便招来了非议。为什么呢？就像蔡邕的上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按照汉代的制度，孝廉、贤良、方正才是选拔官吏的正常途径，什么书画辞赋不过都是些低级才华罢了，国家必须以经学取士，只有通经释义才是大事；像那种只会下棋的人，怎么可能会把国家治理得好呢？！

不过此时的皇帝自有自己的打算和苦衷，他已经不怎么信服儒家的那一套了，所以他也就没有理会老蔡说的那一套。光和元年（178）二月，在鸿都门内皇帝还进一步创立了专习辞赋、书画、尺牍的新兴学校，堪与太学相对立的——鸿都门学！于是皇帝便下令，以后凡州郡、三公都须举用、辟召鸿都门学生员。就像太学生那样，鸿都门诸生学习出色者，便可以出任刺史、郡守乃至尚书、侍中等重要官职。

显然，刘宏的用意在于培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即有别于宦官与正统儒士的新的政治势力——第三种势力。刘宏创立鸿都门学就是想打破传统经学对于文学的束缚，提高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喜好所在。

然而，尽管当时经学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势，但是正统的势力和影响已是根深蒂固，所以鸿都门学“由于没有稳固的基础，它是脆弱的，也是短命的。灵帝在无可奈何中所进行的这场政治试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汉魏文学与政治》）

不过，他还是给这个暮气沉沉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活力的清风，以后建安时期文艺的发展都与此有莫大关系，像“三曹”与“建安七子”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催生（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通俗文学的出现也是根源于此）。自然，不仅许多大艺术家相继出现（如书法名流辈出），而且它也对于魏晋审美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而这也是刘宏暗淡人生中最鲜亮的一笔，甚至还可以说他是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呢，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唐代也实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其实，时人就曾称道作为皇帝的刘宏“躬秉艺文，圣才雅藻”，他不仅擅长辞赋，也一样擅长音乐和书画，而正是他的这种特殊爱好，才不致他在后人看来是那么得一无是处……

四、东汉的衰颓之势已成

四、东汉的衰颓之势已成

1、饮鸩止渴的搜刮风

就像历史上其他皇帝的悲剧那样，在经历了诸多坎坷和艰难之后，心灰意懒的刘宏的进取心渐失，而贪图享乐的思想却日益滋生出来；尤其对于像刘宏这样一个生在窘迫家庭的孩子来说，他的私欲反而更加容易强烈地膨胀起来。

当时，为了缓解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刘宏竟一举惊人地开始了他的卖官生涯。

就在中平二年（185）的一天，出身于北方名门望族的廷尉崔烈（《三国演义》中的袁绍也是这种出身）突然就被晋升为了三公之一的司徒，按照当时的礼仪，宫廷需要为他举行一场隆重的封拜仪式。当时，皇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于阶下，突然，皇帝望着崔烈那春风得意的神情，竟忽然觉得他的司徒一职来得有些便宜了，于是皇帝忍不住满腔惋惜地对随从亲信们说道：“朕真后悔当初太爽快了点，本来可以让崔烈这家伙出一千万的！”听皇帝如此不满，一位在旁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相当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哪肯轻易买官做呢？陛下您都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

这是千古以来闻所未闻的，卖官居然已经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而且作为堂堂皇帝的刘宏居然还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真是让人替他难过！

刘宏这种救急不救死的短期行为，在蔡东藩的《后汉演义》一书中就有精彩的描述：“偏灵帝因内帑未充，尝嫌桓帝不能作家，特想出一条敛钱的方法，就西园开张邸舍，卖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阶，定价二千万；四百石官阶，定价四百万；如以才德应选，亦须照纳半价，或三分之一；令长等缺，随县好丑，定价多寡；富家先令入钱，贫士至赴任后，加倍输纳。明明是叫他剥民。”而且蔡东藩也指出了这样做的可怕的危险性，即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势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