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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子那关蒙混过去。

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吓了一跳，这些年根本没在外边吃过饭了，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六块钱，看来我这三千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五百份鱼香肉丝的。

我点了两碗米饭和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给我什么油闷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气哼哼的转身去给我端菜。

我不愿意跟她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十年兵，流过汗流过血，出生入死，就值五百份鱼香肉丝，想到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

这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很是时髦，就多看了两眼。

那个人也看见了我，冲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的对面。

我心想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不去，非过来跟我挤什么，是不是流氓想找我的麻烦？操你奶奶的，正搔到我的痒处，我憋着口气，还正想找人打一架，不过看他的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大蛤蟆镜遮住，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

我心说这词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

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

我一竖大姆指答道：“找不着媳妇给急的。”

“那怎么又白了？”

“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

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

胖子激动的快哭了：“老胡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件，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个倒爷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呆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按三中全会的说法，全国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了，但是我却觉得我们俩还生活在解放前，被剥削被压迫，吃不饱穿不暖。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嘻皮笑脸的对她说：“哎呦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白惠张艾佳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毛主席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象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抱怨的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过几天咱奔西安吧。

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说，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操，工商的来扫荡了，赶紧跑。”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

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毛主席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象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