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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恶的小官员还不让我走，反复检查我的各种证件，在一个大厚本上查找我的名字，但他显然没有从中认出来。

“一个巴基斯坦人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去牛津上学？”他最后又来了一句，才把所有证件退还给我。

我十分恼火，转过身大踏步走出机场。移民局的官员如果可以这样对待总理的女儿，那么他们会怎样对待英文没有我流利，胆子没我这样大的其他巴基斯坦人呢？

早在我去牛津之前，父亲就让我当心在西方可能遭到的歧视。他做学生时就有过切身经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名旅馆服务员拒绝给他提供房间，倒不是因为认出他是巴基斯坦人，而是因为他黑黝黝的皮肤让他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

当我从牛津往家里写的信以及在家中的言谈越来越西化时，父亲又一次提醒我种族歧视的存在。我猜测他是担心我受西方的诱惑而不再想回巴基斯坦了。“西方人心底里认为，作为一个学生你不会永远呆在他们国家，”他写信给我说，“他们接受你，是因为觉得你不是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到他们的伟大国家避难的又一个巴基斯坦人或者又一个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转变，将开始瞧不起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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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4）

父亲的这些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我从未想过不回巴基斯坦。我的心在那里，我的传统和文化在那里，我的未来也在那里——祖国的外交事业。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已经具备了一些外交经验。

1973年父亲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对巴武器禁运。在白宫的正式宴会上，我坐在亨利？基辛格旁边。喝汤时，我总想着《哈佛讽刺文摘》上的一幅插图，画的是叼着雪茄的美国国务卿正躺在一块熊猫皮毯上。当时我立即把那份珍贵的刊物寄给了在巴基斯坦的妹妹和萨米娅。后来宴席上上了鱼，为了不再分神，我和基辛格闲聊起哈佛精英的优越感和其他无争议的话题。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场宴会上，基辛格拉住我父亲说：“总理先生，你的女儿比你还要咄咄逼人啊。”我当时不知所措，父亲却爽朗地笑了，他把基辛格的话当作是真心的恭维话。然而，我至今仍不确定……

1974年父亲去法国参加乔治？蓬皮杜总统的葬礼，而核能成了此行的主要议题。一年前父亲就已经同蓬皮杜达成非正式的核援助协议，法国帮助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核再处理工厂。他不知道蓬皮杜的继任者是否会继续这个谈判。“你认为谁将是下届总统？”父亲和朋友们在马克西姆饭店吃饭时问我。“吉斯卡尔？德斯坦。”我当时在牛津基督学院的指导老师彼得？普尔萨开设了法国政治学，根据这门课我做出了推测。很幸运我猜对了。德斯坦总统力排基辛格和美国的压力，同意信守协议。

然而，三年前在中国时，我对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却没有这么准。那一回，父亲送我和弟妹们去中国看一看共产主义国家。在对周恩来的礼节性拜会中，这位中国总理问我谁会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乔治？麦戈文。”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周恩来总理告诉我说，他得到消息是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总统，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猜测。我是哈佛大学坚定的反战分子，又居住在自由开明的东北部，因此除了麦戈文，我再也想不出其他人选。“你回美国后再给我写信来谈谈看法。”周恩来对我说。我照做了，但仍然坚持麦戈文会当选总统。可见作为学生的我，政治敏锐性还是不够。

尽管如此，我自己的竞选还是很成功的。1976年秋，我返回牛津，开始修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也开始忙于竞选牛津辩论社主席。虽然我想尽早结束学业投身外交，但父亲坚持认为，作为总理的孩子，工作之前必须练好本领，达到双倍胜任，这样才没有人说闲话。

这时弟弟米尔已经在牛津开始他的第一年学习生活了，我盼着能和他一起多呆些时日。我在牛津这一年的最大收获是担任了牛津辩论社的主席。几年来，我一直是辩论社常务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财务员，但我第一次竞选主席时失败了。这一次我终于成功了！1976年12月，我的胜选把这个“大男孩俱乐部”搅得翻了天：10年前，辩论会的女性还被限制在演讲厅的楼上座位；直到今天，辩论社男女成员的比例仍然是7：1。我的胜选出乎每个人的预料，包括我父亲都没想到。

“在选举中，必然有胜利的一方，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