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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