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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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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