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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流泪说，“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这是把他知遇左良玉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代了一笔。

左良玉起兵武昌，顺流而东下，绵亘二百余里，军势很盛，但军纪很差，左良玉衰老，忧愤交加，病死军中，临死前对部下们说，你们守卫疆土为国效忠是上策，紧守一方待时而动是中策，解散军队各自流亡是下策。左良玉儿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进，马、阮调黄得功将军前来抵挡，刘泽清刘良佐二将也丢下北面防守，率军前来合围，结果左军全面溃散，而北兵趁虚而入，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南京小朝廷也随之逃亡。黄得功得知这一结果，悔恨不已，自刎而死。孔尚任以第三十七出《劫宝》描写了这一不堪的情况。

左军溃散，柳敬亭留在军中的个人财物随之失去，更重要的是，在明末那样大形势下他被卷入时事而作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其悲伤与失望可想而知，孔尚任在《桃花扇》结局时对他的这种悲伤与失望作出的描写是合理的。

清军扬州屠城，史可法殉难，南京瓦解，马士英阮大铖等官员降清，钱谦益、王铎等文人降清，百姓们焚毁马、阮府邸，从狱中放出所谓太子，情况混乱到了极点，而清朝却逐步确立。这时的柳敬亭还能做什么呢？他确实只能像孔尚任《桃花扇》中所写的，暂且做一个隐者。

当左良玉军顺流东下时，与马、阮政治破裂，柳敬亭一时需要隐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仅小柳敬亭十岁的诗人顾开雍于顺治七年在淮浦遇柳敬亭并听他说书；写下的诗中有这样两句，“欲烹食其侈得意，柳生夜逝还渔樵”，说明确曾有马、阮要搜捕柳敬亭这回事，柳敬亭半夜逃走，隐于渔人之中。这情况大约还是柳敬亭亲口告诉顾开雍的。孔尚任《桃花扇》中写柳敬亭隐于渔，却也是有据的了。

局势稍安之后，柳敬亭也就只有重操旧业，说书为生了。在诗人笔下，总是写着他的悲剧性：“天宝尚存遗老在，何堪白首说兴亡”（清初诗人梁清标诗句）。

第六部份 穷不坠志 松柏其坚

一

柳敬亭遭逢明亡之变，可以说，一切落空，于是，如《桃花扇》所写不可避免过了一段隐居避祸的日子之后，就出来重操旧业。有人问他，你如今一文不名，怎么办？他说，“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稿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今。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真是虽“再贫困而意气自如”，并且“晚节尤进”，活得很硬朗，书也说得更精彩了。于是一路又到了苏州。吴伟业《柳敬亭传》中的这些记载，为《道光泰州志》所采。

黄宗羲对柳敬亭有着士大夫的某种偏见，他作的《柳敬亭传》主要只言敬亭之技，称柳敬亭为“倡优”，是“市井”之人，对左良玉引柳为腹心，很不以为然，“不亡何待乎”，简直把左良玉之败也归到柳敬亭头上来，这简直有失公允了。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艺术，确实推崇得很，可以说，要不然，他就不会作这篇《柳敬亭传》。他写道：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国亡家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杂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兽悲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所可尽者矣。”

黄宗羲认为，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是莫后光所不及的了。这个评论是对的。

吴伟业，号梅村，大诗人，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崇祯时做过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亡后，屏居乡间十多载，绝意仕进，后迫出为清朝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借口母丧而归，常以仕清为恨，死嘱着僧衣，而不着清服。

黄宗羲，号梨洲，大学者，也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为东林子弟首领，与草《留都防乱公揭》，以攻阮大铖，后遭阮大铖逮捕，南明亡后，曾抗清，后返里，专意著述。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力辞不就。

可见，吴、黄都是有节气，有学问的人，二人只是在对柳敬亭的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

柳敬亭重操旧业，江湖说书，足迹颇广，回过泰州，到过江都、扬州，到过苏北淮浦，到过苏州，到过常熟，到过松江，这都有诗有文可据。

柳敬亭重出说书，大约开始于丁亥春冬，即1647年3月间，见于龚鼎孳《赠柳敬亭文》：“丁亥春冬，相从于桃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