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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2　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把希特勒的欧洲炸得稀烂；它的1　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可对任何未来的敌人实施像广岛和长崎那样可怕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正像后来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美国只储备有几枚原子弹；而且顾及使用原子弹也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后果），美国也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影响像苏联这样相距遥远、充满怀疑、像谜一样的国家的行为。但是，在朝鲜战争前，美国的这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并没有被触动；由于那么多的国家请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这种感觉还有所加强。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家政治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了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或者自己所处的半球内。毋庸赘述，战争本身是美国势力和影响向外扩张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呆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的关税、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获得原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俄国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却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定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