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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了,你得到了不予起诉的豁免,谈不上有“自证其罪”的问题。
赫伯在这样的条件下,交出了关于白水案的总计13;000多页的文件。
现在我们知道,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没能在这些文件中发现克林顿总统的问题。但是他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赫伯偷漏个人所得税的证据,而这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他想据此起诉赫伯。
联邦法庭驳回了独立检察官的起诉,理由是,这一起诉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赫伯交出来的文件的基础上,而赫伯交出这些文件的条件是得到了豁免。联邦上诉法庭要求地区法庭确定,检察官起诉的证据有哪些是在赫伯交出文件以前就掌握了的,如果检察官不能证明他预先就掌握这些证据,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这样,这个有关是否能够起诉的争讼到达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下级法庭的意见,作出裁定,独立检察官对赫伯的起诉应该予以驳回。大法官保尔•;斯蒂文森代表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里说:这些文件不是从天上奇迹般地掉到检察官的桌子上的,它们是在赫伯援引了他的保持沉默的宪法权利,得到检察官的豁免,达成交易以后而自动交出来的。独立检察官不能用这些证据来起诉赫伯。
用我们熟悉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说好了坦白从宽,就得言而有信。
第四部分读书(二)
佐治亚州的希望工程
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首先能够看到的两国差异,总是浮在最表面的东西。例如,当时中国读大学不要钱,而美国的大学需要相当昂贵的学费;又例如,当时的中国学生的学科限定非常死,在美国修课却很灵活,你可以随意选读自己想上的课,也可以随意地转系和转专业。选课更是随便,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一门课,专业不论。这些结合起来,美国大学好像更有了“学店”的味道,就是交钱买知识。
我们所在的佐治亚州,从来就是美国的落后地区。100年前,整个州只有7所公立高中。这里穷人居多,收上来的税就少,公共教育的经费也就少。教育跟不上,经济受影响,穷人也就多。这是天天在那里发生的、长时期在起作用的非良性循环。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当然已经有所改观,整个州的公立中小学,早已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覆盖了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在我们看来,和当时的中国相比,这里的高等教育也已经相当普遍,可以做的选择很多。有了各种助学基金,建立在社会信用制度之上的学生贷款制,也已经很完善了。
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靠贷款读书的,她狠狠心贷了一大笔钱,上了一个在我们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似的船上大学。这个学校在一艘大轮船上,荡在海上的时候就上课,学习内容多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一段课就停泊在某一个国家。结合课本知识,眼见为实。她因此去过上海,还见识了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她辛辛苦苦挣钱,连续还了几年的学生贷款还没还完,却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可是,也说明了学生贷款的普遍。
尽管如此,佐治亚州的教育经费和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严重不足,尤其是大学的助学金少,也就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前途。佐治亚的第79届州长米勒是个很实干的人,年轻时还当过几年的海军陆战队员。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选举,是严格按照党派归属做选择,其实并不见得。佐治亚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保守州,料想应该是偏保守的共和党占了天时地利。其实到了选举的时候,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择,总是非常现实:谁能更好地替这里的百姓谋福利,就投谁的票。米勒是一个民主党人,却由于他的政绩,在佐治亚这个保守州,整整当了8年的州长,退休时还拥有85%的民众支持率,并且很快又被选为代表佐治亚州的2名联邦参议员之一。这就像在纽约,料想是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的天下,可共和党的朱利安尼却能稳稳地连任市长、深得民心。
米勒州长始终认为,要根本改变佐治亚州的面貌,只有从教育着手,惟有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上哪儿去弄钱呢?他苦思冥想着,慢慢地,一项计划逐渐形成。1991年1月14日,米勒州长向州议会提出了一项惊人提案,建议对佐治亚州的州宪法增加一项修正案,修正对彩票的禁令,开放彩票,以彩票收入的利润,百分之百地用于教育,包括建立一项名为“希望”的基金,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这项提案在佐治亚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以为美国人“开放”得不得了,到处都是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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