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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饿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事实上，晚年孔子在返鲁之后，除了偶尔对现实政治发表一些议论或建议外，基本上是坚持“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而将主要精力用之于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加上此前周游列国时收徒讲学，不仅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且使孔子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为其学派的持续发展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源。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一手开创了儒家学派。

孔子非常注重自己思想的传承，毕生都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学生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炼，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孔子虽然怀才不遇，但他对现实政治具有极高的热情和参与精神。他毕生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过，孔子的这种投入与参与，并不是以一己的私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参与政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达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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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学

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前人之大成的性质。相对于后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孔子的思想贡献是通过那些具体入微的只言片语的讨论，通过那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态度进行古代文献的整理，然而正因为如此，孔子不仅建立起一个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而且为后世儒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思维余地。

具体来讲，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

第一，是性与天道层面。

孔子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此外，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处。

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

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孔子的儒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老子的消极主义的一种超越，他既批判性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又从根本上放弃消极主义和失望情绪。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至为复杂，其思想资源也绝非周太史、老子这一个源头。他除了向老子问过“礼”外，主要得之于他所处的鲁国之思想文化传统。

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之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治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从而使鲁国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趋缩小，西周初年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