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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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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干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性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的抵抗行动。在共和国历第七年，人们在荣纳省的维勒西赫村找到的小册子上发现了“无畏的苏珊”发表的反对文章。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这里的政府专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自由和最崇高的。但同时，我们又受到了严密的管制，在美妙的星期天我们不能唱歌和游玩，甚至不能跪下向上帝表示敬意。”

在政府和更为坚决的城市革命者的冲击下，宗教变得非常私人化了。1794年，在经过移民、辞职和结婚，再加上被处以关押、流放和死刑之后，几乎已经没有牧师还在从事公共宗教事业了。虔诚只能在家里，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小型的值得信任的团体中。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只要存在着限制，私人就会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被当作仓库、马厩、硝石制造点、鱼市和俱乐部*处的教区教堂得到了恢复，并再次被神化。神器和圣衣从埋藏之处被挖了出来，有些人恳请来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找不到一位牧师，就可能由一位小学老师或者前任官员来提供此项服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城镇外，共和国历的休息日是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而到了星期六村民们就会聚集起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种公众事务和私人事务混杂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宗教实践的结构，那就是，妇女成为教会的支柱，她们坚定地保护着教会，而男子最多不过是偶尔去去。公众生活的新形式，酒店和咖啡馆里大多是男性人群。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2）

在家庭生活领域，公共当局的侵入是最显而易见的。婚姻被世俗化了。人们认为仪式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当着一位市政官员来举行仪式。在旧政权下，婚姻就是双方表示同意的一种形式；牧师只是这种表示的见证人。根据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官员不仅要管理登记，而且还要宣布夫妇关系的合法。现在公共当局在组成家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决定婚姻的障碍；重新建立并规定采取的过程；给私生子以权利；确定离婚；并限制家长的权力。国会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推行这样一个准则，按丹东的说法，就是“孩子们首先是属于共和国的，然后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波拿巴自己也坚持认为：“法律让孩子出生，为他提供教育，为他提供一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