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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孩子行为不满的父亲允许向当地法院即区法院提起诉讼。”不满16岁的孩子可以最多囚禁1个月，16岁至成年最多可以囚禁6个月。正式手续非常简单，就像保证不说粗话一样，不需要书面材料，除了逮捕证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而逮捕证上也不必说明逮捕的原因。如果孩子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再次犯科”，那么可以再次下令拘捕。为了让贫穷家庭也能享受到这一“服务”，法国于1841年和1855年先后两次同意，如果某个家庭无力支付抚养囚犯的有关费用，国家可以出资。作为家长惩罚的牺牲品，孩子的待遇与少年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经过审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亲不愿将孩子领回，那么可以将其囚禁至成年。

精神病患者和低能儿没有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在1838年的法律规定下，可以应他们家庭的要求将这些孩子拘禁。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在此处也得到了肯定，从“西里里的克莱芒斯”这一故事中便可以看出。克莱芒斯是爱米莉的姐姐，她们家费尽力气才将她从禁闭中解脱出来。19世纪禁闭“疯女人”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据雅尼克？里帕的统计，妇女精神错乱的案件从1845～1849年的9930起发展到1871年的2万起。在这些案件中，80％是应男人的要求执行的（1/3是她们的丈夫，剩下的是她们的父亲和雇主）。不错，妇女提起委托诉状的情况要比男人多一些，这些诉状大多是用来维护家庭秩序的工具。

父亲的权力具有双重性。他完全控制着公共场所，独自享有政治权利。19世纪，政治是男人的专属堡垒，吉佐甚至建议，在女人的保护区即高级沙龙内不要谈论政治事件。19世纪末，共和党人在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伯爵夫人的沙龙聚会，冈贝塔曾要求她在一天之内不对妇女开放，以便讨论严肃的事情，伯爵夫人照做了。

父亲的权力主要在家庭之内、私人领域内，即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个领域也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由妇女独占。男人是主人，首先体现在支配金钱的权力上。在资产阶级家庭，他控制着开支，将妻子的零花钱限制在一定数目之内，通常仅仅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善良的卡罗利娜？奥尔维耶不会明白，为什么她丈夫在普法战争和国内分裂时期（1871年）会为一件衣服的花费大惊小怪，而这件衣服是她唯一的支出，因为她“希望能够体面一些”，这正是她所应尽的责任。即使是最慷慨的男士也会在开销的控制上行使权力，这在维克多？雨果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出来。出于对家族完整性的考虑，雨果拒绝给那些想逃跑的人路费，而且特别警惕他的妻子和完全依靠他的女儿阿黛尔。他抱怨说自己就是家里的出纳员。但如果情况反过来又会如何呢？在城市里父亲的财政权里要小一些，在这里工人和店主的妻子赢得了许多人垂涎的“家庭财政部长”之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形象（3）

主要决定是由父亲做出的。在经济领域，他的权力甚至还增加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北部，资产阶级妇女在管理家庭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簿记员、秘书甚至是像梅朗尼克？波雷一案中的工厂经理。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她们退回到家中，与工厂没有了任何关系。

涉及到教育尤其是儿子的教育及婚姻问题时，决定都是由父亲做出的。马丁？纳多的母亲认为儿子不必上学，因为她想尽快让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父亲在这个稍微显示了一点开明的案例中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许多婚配是由父亲们做出的，而深受莫里哀喜剧影响的母亲们则站在了满眼泪水的女儿一边，比如雨果夫人在与雨果的奋战中便站在了阿黛尔一边。

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决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和推理做出的。与女人的种种特点——虔诚、不可思议、多愁善感、容易感情冲动、疯疯颠颠——相反，男人、父亲应该时刻保持理智。以此为由，康德、孔特和普鲁东将父亲置于家庭之首，因为家庭太重要了，不能交给软弱的女人来处置。

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有权监视妻子的交际、访客、旅行和信件。19世纪末，对于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争论，争论暴露出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发展程度及其局限性。实际上，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妇女的通信隐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员还反对试图行使这项权利的妇女。1887年3月，《时报》要求读者就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了收到的众多来信。亚历山大？小杜马是一位坚决支持丈夫对妻子行使权利的人，他声称，“一位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