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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是如此，就在刘敬赴匈奴约定和亲的同时，在北部边境上仍旧是狼烟滚滚，鼙鼓声声，韩王信与其部将赵利、王黄和匈奴联兵，屡次侵扰代、雁门、云中等边郡。高祖十年（前197年），被刘邦视为心腹将领、负责赵、代二地边防事宜的代相陈稀反叛，与王黄等联合匈奴攻掠边郡，迫使刘邦不得不拖着重病之身，再次亲赴北境讨伐陈稀。十二年，韩王信、陈稀之乱刚刚平定，燕王卢绾又因受到朝廷猜疑，率其家属、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又与匈奴联兵侵掠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以东地区。匈奴与汉朝叛臣相互勾结，侵扰气焰更加炽盛。直至汉高祖刘邦去世，北部边境从东到西，战事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惠帝即位后，冒顿单于对于汉朝君臣似乎更不放在眼中。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实际主持汉廷朝政的吕后，自诩为“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的“孤偾之君”，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露骨地对汉廷进行威胁，并以极其侮慢的语言戏弄吕后。这样的一封“国书”，对于汉廷无疑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衅。吕后得书后异常震怒，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吕后的妹夫、勇将樊哙慷慨陈辞，愿率十万大军奋击匈奴；群臣为了阿谀吕后，也都随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痛斥樊哙说：“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在于平城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无任何作为，而今怎么可能仅率十万大军就横行于匈奴呢？　如今天下初定，百姓疮痍未平，樊哙又欲妄动兵革，扰乱天下，罪不可赦！”在季布的全力规谏之下，吕后冷静下来，自觉并无把握战胜匈奴，于是令人回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件作为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

顿单于，继续与匈奴和亲。在吕后统治时期，朝廷再也不复议出击匈奴之事。

文帝、景帝时期，尽管继续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通过和亲的方式转输到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但是仍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制作精美的缯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反而在一定程度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位于北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代郡、上谷、辽东等郡，经常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掠，铁骑所到之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抄掠人口，十分残暴。这种情况，正如文帝六年（前174年）答复冒顿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结为兄弟，馈赠单于财物甚为丰厚；而不守盟约、间离兄弟之情的责任常常在匈奴一方。虽然如此，汉中央政府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姓诸侯王被铲除，同姓诸侯王又取而代之，成为一股新的割据势力之后，所面临的是如何“削藩”与子定诸侯王武装反叛、巩固中央集权的问题，而应付匈奴的侵扰只能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完全是采取一种消极防御的姿态。这就是文景时期在屡次遭受匈奴侵掠欺辱之后，却始终委屈求全，坚持与匈奴和亲的关键所在。

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的六十多年中，汉匈关系始终就处于既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又连绵不断；和亲约定不断被撕毁，又不断得以恢复的状态之中。这种欲战不能，欲和不亲的现象，从汉匈战争的全过程观察，表明此时汉匈双方正处于战略上的对峙阶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全面恢复，英姿勃发的汉武帝即位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延续下去了，报平城惨败之仇，雪吕后受辱之耻，汉匈之间的战略决战也就势不可免了。

三、连绵不断的边境冲突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最后一次率兵出征，在击败举兵反叛的淮南王英布后，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此时刘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体衰多病，虽然是衣锦还乡，心情却无法平静。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问题，吕后、群臣反复谏诤与宠姬戚夫人的软缠硬磨，已经搅得刘邦心烦意乱；匈奴在北境大规模侵扰，更使得刘邦忧心重重。在沛县的行宫中，刘邦置酒召聚父老乡亲会饮，命一百二十名少年歌舞助兴。一阵酒意袭来，几行老泪盈眶而出，刘邦慷慨起舞，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豪迈又带有几分悲怆的歌声，正是刘邦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是的，曾追随刘邦逐鹿中原的“猛士”们，此时或以谋反罪被诛杀，或是功成名就，不愿意再冒风险驰骋于疆场。帝业虽成，但四海未靖，特别是北境匈奴虎视眈眈，多么需要新的“猛士”来守卫大汉帝国的疆土啊！　几个月后，这位西汉开国皇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阖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