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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

一封回信（2）

十月二十六日

愿化泥土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