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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月9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两；1941—1943年3年共销1150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