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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美国政治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胎，在经过了一百年的震荡后，终于沉寂下来，它消亡了……他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那些在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

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

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

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