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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更多的党内高层人物表态支持。陈云同志的批示简明，但却严厉：“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是提醒还是警告？

聂老总敲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钱去买人家的？

父亲批示：“将陈云同志对国家计委国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

我无意于评价事情本身的对错优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这批领导人，果然不同凡响，毛泽东“自力更生”之路在他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了。

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争论，并不能说明赵紫阳，包括支持大亚湾的同志们，就反对我国自己搞核能。父亲说：

“我后来给赵紫阳同志又写过报告，他是很重视的，马上就做了布置，引进了一些设备。”

我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站在秦山一边，而反对大亚湾。

父亲说：“我没有站在秦山一边，也没有反对搞大亚湾。争论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亚湾，谁先谁后，是个工作问题。自己搞核电，还是引资搞核电，对解决地区的电力困难，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从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来看，不给二机部饭吃，封杀它，只图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核工业，包括所有的国防工业领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国民经济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是个基本方针。能源问题早晚是个麻烦，要从长计议。这才是国务院研究问题、做出决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亲说的“受制于人”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国防工业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航天和核工业在业务上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按惯例，重大事项都走军委这条线。核工业向民用转型属重大决策，自然是先向邓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后，再提交国务院。过去周恩来任总理时，军委、国务院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他，而现在赵在军委并无职务，军事工作他不管，势必产生军委拍板，国务院执行的错位和错觉。听父亲说，有几次，记不起是为了什么事，赵曾问过父亲，大意是军委定的事，涉及到国务院的，他都不知道，显得有些愠怒。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沟通和体制上。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

不久，小平同志找了我父亲。父亲回来和我说起这次谈话的情况：

“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我说，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

“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

对邓，他一向是很尊重的，他觉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邓给过他有力的支持。尤其在1975年，邓鼓励他说，不要怕，放开手干。最使他宽慰的是，邓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张爱萍和我一样，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很难说这是句表扬的话，但父亲却经常提到，显然他是认为，就凭这句话，说明邓是了解他的，对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是宽容的，甚至多少还是赞许的。和他自己一样，邓不是个喜欢计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气度。

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不是像以往一样，不就争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价，赞许他力排众议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偏偏是批评他的态度和方法。邓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是他的意见不对？如果看法错了，邓完全可以当面指出来嘛！但他没有。那只能是有一种解释了，就是不应该和赵对着干！不管意见对否，总之，不能对着赵上！他要维护他。

我总想利用个机会帮他排解一下，晚饭后陪他在小院里散步，我问他，你还是因为这件事不愉快吗？

他说：“过去了，就不再想它了。”

我说，你还是应该和邓敞开了谈谈自己的想法嘛。

父亲很难受地说：“没有用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看他陷入了郁闷之中。

事隔快半年了吧，1982年春夏，父亲去三线检查工作，我正巧去成都，我们一起在金牛坝住了几天。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邱秘书从北京来了电话，我说首长正在吃饭，是不是一会儿再通电话？邱说，是件重要的事。父亲接完电话回来，闷头吃饭。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