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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最少的时期。尤其是陆军，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32％，与陆军达到了1比2。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陆军向合成军队的过渡；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

在总部领导机构上，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将原有的五大军种，改为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三大军种六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

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同时协助国务院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注：以上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彭德怀和他的团队在一步步实现他们改造这支农民军队的初衷。

4　庐山云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