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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系，不一定是别的小国家明里暗里让着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级文明有效支持了它的发展。甚至，以这样明显属于特例的国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持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里除了Livite还有1～2个名义上的神圣家族，比如从埃及出来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约瑟之后。在摩西时代，尽管利未人掌握了实权，但他们通常还是要给约瑟家族一些面子，因为按照世俗的解读，这个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东》一书中曾经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让利未族翻身，但同时他们却也没有彻底推翻约瑟后人。中山国我怀疑恰是有类似的根源，尽管不一定大家能记得远到埃及的事情，但许多周围国家愿意给他们留个面子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面子越到后来越难见到，所以中山国终于在战国晚期彻底被灭。实际上一种文明、一种格局都在这个事件里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彻底结束。随之，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秦这样没有什么贵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厌恶类似的旧人旧根基，所以从文化上消灭他们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在大约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文明时期。许多标准与传统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传统彻底破灭消亡。中国地区尤其明显。秦国在这个结束期统一了中国其实并非偶然，我相信中国的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全球连动的一个环节。

秦始皇作为新文明的代言人对旧文化进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并且他的清洗未必是专门对于先秦旧史的隔绝。

今天对于先秦的无知或失忆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备，地理概念的演变和不统一，甚至是人们对于地理历史的懵懂无知，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乱而停止了与中东的正常联系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难以找到夏商周与红海的联系。或许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转换思维就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出现。

我认为，古代人的迁徙活动，除极少数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今天的具体地理知识，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记录也困难。但记录的不方便并不等于迁徙的不方便，这要分开看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事实本身令人足够惊讶和耐人寻味。或许这里隐藏着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称“皇帝”并非没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国的最高首领只能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这一切，这是一种与过去决绝的态度，是一种与西方断绝联系的表态，同时他把联系的证据以及维护这个“礼制”最严格的儒生也给坑杀了。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怀疑，“秦”（qin）也有可能来自“锡安山”（tsion，锡安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个群体使用该种语言）。

围绕一个“锡安”与“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尔夫的解说有这几个拼写或称呼可能与其有关：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将其对应在中国，则有更多的怀疑。“Zoan”更接近中国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来“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发音，实际上就是“chian”；无论是“chian”本身还是其中的一个字母的可能错位（为china），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间。按拉尔夫的意思，这不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称，而且还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称。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异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东已经有两个“锡安”，那么在中国古代再发现一个也不是什么意外了。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放进我的体系里，他就是约瑟的后人，与“犹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属一个派系，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对于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初它多与山东的“东夷”联系在一起。“夷”与“商”联系在一起。“夷”与“海”、与“海外”联系在一起。顺着山东的“夷”，我们来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这里曾经聚集过大量来自阿拉伯等西来的外国人，就有“夷夏杂处”的说法，“夏”当然是指“中国人”，“夷”就是指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岛到福建这里的沿海国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