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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作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佑中，有中贵罗淳一，学道华阳，意（陶）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唯铁绳悬一空棺，相次成文，日：“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游太空以模神。”书迹神妙，是（陶）隐居手书。墓既开，遂摹此文以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元佑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之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息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用来流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作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墓者的病态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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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1）

——墓主的防盗手段

《晋书·琳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

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