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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水灾，民不堪命，顾宪成也给时任漕抚的李三才写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报，而对百姓有所接济。李三才本就非常了解这位正直的顾宪成，他写来的信自然很重视，江南的灾情时时浮现在他心头，几次三番地上书，朝廷终于也发放了救济，及时地为江南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就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里，对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了解，正当选拔官员之时，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荐。知李三才最深的，举荐最出力的当然是东林领袖顾宪成了，可是朝廷内许多齐、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内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说他如何贪赃枉法，说他如何玩忽职守如何蛮横奸诈，所有污蔑的词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都看在眼里，也纷纷上书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宦官展开辩驳，此外，顾宪成还写信给当时的辅臣叶向高以及吏部尚书孙丕阳，力证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学力行，不入内阁是朝廷的损失。人家开始怀疑你顾宪成，这么举荐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结党，顾宪成说，哪只是结党，君子之间的党光明正大以天下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祸国殃民的小人营私结党。针对宦官无谓无理的攻击，他这样说明他的用人原则：

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用人观，可是朝廷未必听你顾宪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阁与否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士大夫阶层和腐朽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那样的时代，又总是恶势力得势，比如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么办，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避开这些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辞职，这让他的反对者们高兴了一阵，而难过的是顾宪成等人，他们觉得失去这些人才是朝廷的损失，万历皇帝才顾不得这些损失，他依旧悠闲地在后宫修养着，少几个李三才算什么。

四

东林书院最初创办的初衷就是读书讲学和救国，顾宪成和高攀龙为此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规以及具体的会约仪式，与白鹿洞书院相比，东林书院的规范就显得更加细致。东林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适应了吴中地区学人商榷新知的需要，会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除了酷暑严寒，书院会定期会讲，会讲的期限是三天。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本地的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远近的学子纷至沓来，每次三天会讲的期限，张泾镇上除客栈外连祠堂庙宇，甚至周围的农户人家都被人租满了，为的就是听到顾宪成他们讲授的课。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诸名士集资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数十间公舍，让来自江南各地的学子们住宿，后来东林书院名气渐大，各地的学者也多有耳闻，有的从京城、湖广、闽浙甚至云贵赶到无锡参加会讲，也有的学者不远千里泛舟问学。在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中，由于东林名士都有着几乎统一的学术主张，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林名士（5）

程朱理学到了这个时候，渐渐也走向衰微。而王学也逐渐显露他的弊端，东林学派最反对的就是以那些尊崇王学而以“学术杀天下”的人。王阳###学思想的来源，除了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外，更受到了佛学和禅宗的影响，顾宪成他们看到了这点，所以对王阳明的一些观点十分反对，比如说“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强调的是用意念去指导人的行为，目的是要人们去掉物欲的蒙蔽，而存良知的本体，就这些到和理学无甚差别。关键是在实现“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上，王阳明认为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问题就出在静的工夫上面，反身而诚的内省工夫实际就是“不假于外求”的“自明本心”的体悟，王阳明强调道德修养应以发自内心的真诚为前提，可是内省体悟在理论上势必就与佛教禅宗靠到了一起，走向玄虚。最后王阳明把事物的变化发展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互相矛盾的。到了晚明，很多的学人都没继承王学中的有利部分，全都走入末流，将本就靠近禅悟的王学继续禅化，空谈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而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痛斥的学术杀天下也绝非夸大之词，那群王学末流不闻国事，置国危民艰不顾，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连学风都不正的时代，那么世风肯定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