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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台风怎么还不来？”

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第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第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上海四季（4）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没地，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永留记忆的旅途

这一天，有三个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们必须在早晨九点以前赶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车，去往紫云县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傍晚之前，赶回贵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顺。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26岁；还有一个是后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著名导演谢飞，33岁。那个时候，他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另一个人是向导，公社派他为我们

带路，保证我们在九点之前赶到山区的公路边。如果走大路的话，三十六里地，我们绝不可能按时赶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确保我们在九点以前赶到。再有两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当天我们不能到达安顺，谢飞就会误了回北京的飞机，而我，还不知道哪里去过元旦呢。

我们是在清晨七点三刻，吃完早饭上路的。因为时差关系，此时，在四大寨，也只不过是天蒙蒙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个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远了。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我们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土皇帝小罗山设在狗场屯上的王宫废墟。那一个多星期，险峻大山里的安宁、静寂、废荒的滋味，我们可是尝够了。

沿着七弯八拐的茅坡小路，我们脚下一点也不敢松懈，跟在向导后面，疾如旋风般走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紧张的。

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九点过二分赶到了公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招呼车开来，却被一个牵牛扛犁的布依族汉子告之，招呼车九点没到就开过去了。怎么办呢？向导完成了任务，要回四大寨去。而我们，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达紫云。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间公路，得走四个多小时。不走也得走，我们就上路了。大约走了二十分钟，身后来了几辆运送谷草的马车，我们和马车夫一商量，如释重负地搭上了马车。

坐上了马车，倚躺在松软的谷草上，躯体舒展了，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不轻松的。谢飞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插队的山乡找我，是读到了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消息传出去，却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写一部电影是多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让叶辛来改编。谢飞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写出了剧本初稿，而且一齐跑到四大寨来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还没定论呢！躺在谷草上，我又忧郁地提起了这一话题，谢飞安慰我说，这部电影总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马车到达紫云；傍晚，客车把我们送到安顺。第二天来到省城贵阳，我们就分了手，各奔东西了。

尽管谢飞很乐观，在1975年朔风凛冽的严冬，电影终究还是没有拍成。《高高的苗岭》最终改编成《火娃》搬上银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过去以后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