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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诞生。每逢生日，4月28日，我都深深感谢父母，那一天，被庆祝的不应该是被生者，而是应该感谢孕育生命并抚育生命的父母。假如我将来有了孩子，他或她一定也会为我祝福的。这是我理解的生命的逻辑、生命的伦理。

本书从我的降生谈起，依次描写了我从幼年到现在的全部生活。调皮的我，当“童工”的我，与黑道谈判的我，从事长跑的我，来华留学的我，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我……我在“非典”高峰时到达北京，我的第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是怎么学了中文这一最难掌握的古老语言的？我在北京是怎样生活的？我是如何看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我如何评价中国教育现状？我跟中国年轻人如何交流感情、碰撞思想？汶川地震后我做了什么？奥运期间我是怎样度过的，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和感触？我和中日领导人有哪些接触？我如何分析崛起中的中国现状，如何预测其前景？“观察中国，反观日本”是我在中国扮演观察者过程中奉行的座右铭。那么，我如何反观祖国的内政和外交？在中国，我有没有获得对日本有用的新的发现和启示？中国人和日本人有没有可能超越历史，和谐共处？

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或深或浅的表达。我的经历也许并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也绝非平淡无奇；我的观点也许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但却十分真诚。希望大家把这看作一个正直的日本青年心声的倾诉，表达的是一个目前仍生活在中国的日本80后的真实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其中有深深的中国经历在起作用。

加藤嘉一2010年3月5日写于北京某角落

引子（1）

1月21日晚上11点，刚刚下飞机，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全身都疲倦，刚上了出租车，手机响了，“这么晚，谁打电话来了，真不礼貌……”对方号码好像是乱码，应该是从海外打来的。唉声叹气，勉强去接，“Hello……”

“是嘉一吗？”一听就明白，吓了一跳，居然是我母亲打来的。

“噢，妈妈，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母亲说：“刚才我打了你手机好多次，但一直关机，终于打通了。”

“噢，对不起，我刚下飞机呢。”

我很少跟母亲通电话，我们母子之间一向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除非有什么急事或大事，我们一般是不通电话的。有个说法叫做“There　is　no　news，　it　is　a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母亲这么晚打电话来，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在一瞬间调整状态，做好心理准备，安静地跟母亲说：

“妈妈，出了什么事吗？你的声音好累啊，没事吧？”

“嘉一……爸爸生病了。”

“什么？他得了什么病？上次不是说他肠胃不好，医生说要吃药吗？”

“嗯，我本也以为是肠胃出了点小毛病而已。后来医生说……”

母亲的声音发抖，我能感觉到她已经流了眼泪，很想去拥抱她。

“妈妈，你别着急，慢点说，父亲得了什么病？”

“胰腺癌，他得的是胰腺的癌症。”

“……”

“嘉一？你在么？嘉一……？”

“嗯，我在。妈妈，爸爸得的病是癌症，胰腺癌，是么……有没有可能医生搞错了呢？”

“是我亲自去医院打听的。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转移到其他内脏了，动不了手术，已经晚了……”

我曾经查过，胰腺癌是所有癌症里面最“麻烦”而难以治疗的。胰脏位于胃的后面，即使一个患者那里得了癌症，也是不容易发现的。当被医生发现的时候，往往都处于“转移”的状态，而“转移”对治疗癌症来说意味着“致命”——不转移难以被发现，被发现已造成转移，这是胰腺癌的矛盾，医学界至今还没找到克服的良策。

几秒钟内想了这么多，脑海一下子变成了空白，忽然间听到了母亲的叫声。

“嘉一，你听到么？25日下午5点钟，担当的医生说必须让我们所有家人过来，听他亲自解释爸爸的病状以及今后治疗的方法。我说了长子在国外，恐怕无法回来。但医生说，必须所有人参加，说这是规定。嘉一，你说呢？你能回来吗？”

我端正姿势，脑子里立刻过了一遍接下来几天的日程安排，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但再重要，也没有比父亲的病状更重要的事情啊。我跟母亲说：

“妈妈，我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