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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同盟国在签署卫星国条约之后未能马上与其他敌国缔结相应的条约。过了几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但与德国的和约仍未签订。调解的中止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和。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在政治领域同在物质世界中一样是不自然的、暂时的。很明显,战争一结束它们就注定要被填补。问题仅在于由谁来填补、如何填补。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难以作出的、充满危险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1200万人减为150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作为答复,苏联人一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希腊右派恐怖主义的报道;在希腊,雅典战役之后的各届政府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贝尔纳斯所说的那样;“每当苏联人遇到使他们烦恼或使他们处于守势的问题,总是从希腊收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发动反攻,这是他们标准的工作程序”。
东、西方在德国的冲突更为严重,因为东、西方在那里下的赌注更大。战争的结束使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员,在东部甚至连地方官员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不断推进的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就已逃走了。为了占领德国,同盟国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东区(苏占区)、西北区(英占区)、南区(美占区)及与法国接壤的、较小的西南区(法占区)。柏林也同样被划为四个区,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设在这座城市里。
当占领国面对管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它们发现各自的目标和政策根本不同。苏联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同苏联人一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