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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我崇拜”心理时，那么这位大成者也就离大败者不远了。当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建魏称帝有先，刘备便于公元221年半推半就也称帝于成都后，往年那位以谦虚谨慎大半生的刘皇叔，便开始在其内心日渐滋生“环视天下，惟刘备独尊，惟蜀汉最强”的心理。正因为刘备滋生如此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所以才使刘备不顾蜀汉群臣及诸葛亮的再三劝谏，而执意举倾国之兵七十万，御驾亲征伐吴。当时刘备的心情似乎很简单也很纯粹，那就是以强兵压境之势，不到一年便可直掏吴都建业，生擒孙权，歼灭东吴为关、张二弟报仇血恨。　。　想看书来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4）

虽然刘备先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城掠寨，直进吴境几百里，但是刘备事与愿违，结果陆逊一把大火烧掉刘备七百里蜀军大营……

也就是刘备所轻视的陆逊这一把大火，烧得三国形势聚变：原本已实力第一的刘备蜀汉，在此一役中真可谓是前功尽弃——不仅使刘备留下白帝城含泪托孤的遗憾，而且还使日后的蜀汉国势严重大衰。

究其刘备如此大败的关键原因，在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坦言中，足以证明为君者滋生“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的致命性后果。

因此，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与执政者想让后人敬仰，不仅要规避“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的心理，而且还要深谙为君者与执政者的“四固”。对此，《管子·立政》中讲：“君主要慎重做到为政的四固：一是要重视道德却没有做到仁，不可以授给他国家大权；二是遇到贤能的人不能让贤的，不可以封给他尊贵的职位；三是对关系亲近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罚不罚的人，不可以让他统率军队；四是不崇尚农业生产，不重视土地利用，随便征收赋税的人，不可以封给其都邑。这四固均是君主施政的根本，也是国家得以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关键。”

管子所讲的“为政治国”之道，就是要求当今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要有“德、仁”，并能有举贤任能之胸襟。一个有德的管理者，就会遵守法规制度，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守法经营，能给企业一个得以长久发展的环境；一个有仁的管理者，就知道体贴自己的属下人的甘苦与实际工作情况，让属下人归心所向，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这样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就会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奉献其聪明才智。当然有仁的管理者，也更容易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另外，身为管理者与企业领导人，也要知道“国无常强，无常弱”的道理。对此为政之道，《韩非子·有度》中就讲：“国君实行法治很坚决，国家就富强；反之，就衰弱。当今之时，能除去臣下谋取私利的做法，一切都能信阖办法的国家，人民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富强，军队就有战斗力。所以国君以过审察，任用能贤坚决实行法治的人去统辖群臣与百姓，那么国君就不会为臣下的私利或行为所欺骗；经过考察，国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员去处理政事，那么国君就不会因天下事物有轻重而被欺骗了。现在如果按声誉任用人才，那么人们就重视私人交往，不好好地执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员与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标准，国家就会混乱。听到说谁好就奖赏谁，听到谁坏就惩罚谁，那么追求奖赏逃避惩罚的人，就会放弃法令，结党营私，相助为恶。他就会背着国君，提拔党羽。这样一来，下面忠于国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结广泛，党羽众多，朝内朝外就会搞宗派。如果这样的话，在一支团队中，小私利为单位的小组越多，也就越不利于团队的整体领导与管理。当然这样情况下，也会严重影响团队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为择人的标准，不按自己的看法来提拔人；用法来衡量功绩，不凭主观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干坏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饰；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诽谤的人也不会被罢免。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就能清楚地辨别功过是非，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国君只要用法治国就可以了。”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韩非子为政之道就强调“法政与法治”。韩非子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样才能“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的“法政与法治”之道，对于当今的企业构建与当今法制社会的构建，都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所以我国的企业发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