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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心情压抑了功能，总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着，透不出半口长足的气息。

这一周对优优的生死存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周结束之后，法院发出公告，通知再次开庭。我和梅肖英及时通了电话，探问她对这次开庭的前景展望。根据梅肖英的分析，或者公诉方拿出新的证据被法庭确认，或者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宣告丁优无罪，总之这可能是丁优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梅肖英大概从周月那边打听到一些消息，说公安局三天前拘留了优优的姐夫，但在拘留的当天又将他释放出去，具体详情周月也不太清楚，也许他完全清楚但碍于纪律不肯透露。梅肖英说，法庭这么快就重新开庭，肯定是公诉方拿到了新的证据，不然何不再拖些时光，犯不上这样匆匆忙忙。

我从梅肖英的话中隐隐猜到，这个新的证据，八成与优优的姐夫有关。

开庭那天凌信诚还未出院，我和小梅经过商量，没有将开庭一事告之于他。我又和周月约好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彼此都预感到此役凶多吉少。

开庭后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猜想的完全一样，和梅肖英暗示的也完全一样。公诉人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重复上次那些被梅肖英刁难过的原有证据，他们掣出的杀手铜，正是优优的姐夫钱志富。钱志富在检察机关的安排下现身法庭，充当控方抛出的最大王牌。

钱志富当庭作证：案发当天中午丁优匆匆来到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求钱志富开车带她去买离京外逃的车票。两人行至城东三元桥附近，丁优突然让他开车拐向桥西，桥西有一家汽车维修中心，丁优让汽车在那里停靠。她下车进去买了一桶汽车防冻液，出来后让钱志富打开汽车的后备箱盖，将新买的防冻液当即启封，从中倒出少量，装进一只倒空的矿泉水瓶。余下的大部分防冻液连同那只原装桶，就留在了钱志富汽车的后备箱中，说是送给姐夫随便使用。而那只盛了少量防冻液的矿泉水瓶，则放进她自己的挎包中，然后就让钱志富驱车带她直接去了凌信诚家。

钱志富提供的这段情况在控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当中，是最有力量的一项举证。它几乎直接说明了被害人体内的乙二醇毒素，来源何处；直接证实了丁优购毒并携毒在案发前进入现场的完整过程。

除了钱志富的证词之外，公诉人还请出公安机关主持此案侦办的刑警队长出庭作证。陈述了他们在取得钱志富的如上证词之后，对三元桥西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的调查结果。结果证明：在案发当天，该汽车维修中心确实对外出售过汽车防冻液。而钱志富的那辆由凌信诚借其使用的奥拓轿车，在公安机关对钱志富实施拘留措施之后的搜查中，确实从后备箱中搜出一桶已经开封的防冻液来。

证据的条线渐渐收拢，渐渐形成一片清晰的网络，将丁优网在其中，将她投毒杀人的事实，勾勒得条块清楚。这场审判让我几乎失去呼吸地经历着整个繁复而又残酷的举证进程，它的残酷不是由各种证据链条牵引起来的罪恶之轮，不是由这些人证物证临摹出来的犯罪实景，而是，这个进程让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地，幻化成一个食人血肉的白骨精；而是，它让我们确认了这不是一个不实的误会，不是一场假设的游戏，而是一个能够让人相信，却不能让人理喻的既成事实。

尽管，梅肖英出于律师的义务，在质证和辩论中做了最大的努力。她义正辞严地追问钱志富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多日才说出丁优购买防冻液这样一个关键情节，隐隐道出对公安机关有逼供行为的怀疑。但钱志富的回答基本合理，至少连我都这么认为：他说丁优是他妻子的妹妹，是亲情关系使他当初三缄其口。但在公安机关将他拘留并在他车中搜出那桶防冻液之后，他再不交待便自身难保，再不交待便会被警察指控同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仁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志富的解释无力反洁，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中她还是质疑了丁优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她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喂孩子吃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喂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优优再次进行最后陈述之后，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优优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她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她只是‘嘎咽着断断续续说了两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