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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

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

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　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

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

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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