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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时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涉案人数达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吕留良诗文案，牵连数百人，手段残忍，震骇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样的诗句而被杀。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狱53起。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写道：“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土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制几句诗，以为笑话。”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学子的“正务”就是学习做八股文，而诗词歌赋都被看作“杂览”，儒家正统的“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专制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古典文学仍然绽放出一抹异彩，小说、诗词、戏曲、散文等各个文学领域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下，取得的创作成就有限。乾嘉时期，骈文尤盛，成为文学奇观。诗词领域作家众多，流派纷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少许创新。诗话、词话等理论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历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对当时的诗人和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吴伟业、王士祯是最著名的诗人。清代中期，郑燮、袁枚、赵翼反对模拟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就。优秀诗人龚自珍的出现，开近代诗歌之先声。晚清时期，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