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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来不会手软的。撤到皖东北的我军不足万人，枪不足五千。血的代价啊！

父亲率自己的九旅并加强的2师5旅，迅速封锁了津浦路沿线，两个旅六个团成梯次排开，向西构成了强大的防御布势。我打趣地问，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父亲回忆：“彭雪枫撤到路东来，是我去接他的。”据记载，彭由路西撤回路东，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后，先在灵璧县南边的濠城安营扎寨，那正是霸王别姬的地方。都是些不祥的兆头。

“彭雪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到这里来不就是给你搞后方根据地的嘛！不要想那么多，这里就是你的地方嘛。”父亲好像在劝慰，又像在解释，他说：“我知道彭心里不好受，但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听得出，两人见面时多少有些尴尬。

我心里想，爸，你可真不会说话，这不明摆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是不是无意中道出了两人潜意识中深埋的心结呢？我不好继续追问下去。

父亲说：“我把半城的九旅旅部让出来给彭雪枫，自己带机关住到新兴圩子去。”我到泗洪考察时，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4师师部从路西过来后，先没有住半城。一直到7月仁和集会议结束后，对路西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4师师部才从管镇搬来半城的。彭、张两人还是和长征一路走来时一样，相互照应着。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是洪泽湖旁的一个小镇。遵照华东局指示，在这里召开了4师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战斗失利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这完全是个巧合。邓到皖东北后，正赶上彭雪枫的路西失败，于是华中局责成由邓负责对彭雪枫问题的处理。

关于会议的情况，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甚至在一些很权威的历史书中都少有提及。1941年9月1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这是第一份正式处理意见；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作出决议；同时还有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和后来印发时的批语。

父亲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军部怕顽固派追到路东来，要我统一指挥2师的5旅，在津浦路设防，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是赵启民。5旅撤走后，留下13团，团长是胡炜。青纱帐起来了，我一直抵近到最前面侦察。这时接到邓政委的指示，要我马上赶回半城。根据地已经实行星期天制度了。”

“一进去，先遇到彭雪枫，彭说邓在后面等你，我问什么事，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邓见了我说，彭要调动一下，4师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也是华中局的意见。我怎么能同意？打了胜仗当然没有问题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彭雪枫已经压力很大了，不仗义嘛！我不干这事。我对邓讲，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还是要依靠他重整旗鼓，谁也代替不了，尤其是这个时候。邓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赞同了我的意见。”

“……我还要急着赶回前方，出来时，又见到了彭，他指指自己住的屋子，说你就住到我这里来吧。我说，我的部队还展开在那里等着我呢。”

看得出，父亲的意思是，总结教训、追究责任；以及迅速控制局面，稳定部队，恢复战斗力；二者相比，就当前形势来看，孰轻孰重，孰缓孰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他和彭雪枫之间，确有个感情问题。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但在父亲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至于这里涉及到的，关于对彭雪枫和我父亲任职变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原因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而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最高领导人都已过世。但我还是忠实地记录下来了父亲的原话，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一点佐证吧。

父亲谈话的基本内容后来写成文章，被收集在《回忆邓子恢》文集里。

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他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5个月后，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