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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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